江西省南昌市人大常委会


南昌市科学技术投入条例
南昌市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加强科学技术资金的管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科学技术投入，是指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科学技术服务、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技术普及和奖励等有关科学技术发展的资金投入。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科学技术投入和管理活动。
第四条 建立和完善政府财政拨款、企事业单位自筹、银行贷款、社会捐赠和引进外资等多渠道的科学技术投入体系。
引导、鼓励企事业单位增加科学技术投入，使其逐步成为科学技术投入的主体。
第五条 逐步提高本市科学技术投入的总体水平，使科学技术投入同本市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全市科学技术投入的人均水平应当高于全省水平，全市研究开发经费占本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达到1.5％以上。
第六条 科学技术资金的使用坚持科学论证、优化投向、支持重点、注重效益和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七条 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科学技术投入工作的领导，把科学技术投入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八条 市以及县、区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科学技术投入的指导、管理和协调工作。
市以及县、区财政部门负责编制本级财政科学技术经费预算，并检查监督其使用情况。
市以及县、区计划、经贸、农业等有关行政部门和科学技术协会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科学技术投入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科学技术投入
第九条 科学技术投入主要包括：
（一）财政预算安排的科学事业费（含科学普及经费，下同）、科技三项费用、科学基本建设费和其他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
（二）企事业单位投入的科学技术资金；
（三）国家规定留给企事业单位用于发展科学技术的资金；
（四）金融机构借入的科学技术资金；
（五）境内外组织的个人投入、资助、捐赠的科学技术资金；
（六）其他用于科学技术的资金。
上款所称科技三项费用，是指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大科学研究项目补助费。
第十条 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把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用、科学基本建设费和其他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逐步增加政府对科学技术的投入，使其年增长幅度高于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市以及县、区科技三项费用应当分别占本级财政预算支出的1％和0. 5％以上。
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每年从预算内基本建设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科研基本建设费，用于一般科研基础设施建设。重大科研基础建设费，应当另行列支。
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按所辖人口每年每人不少于0. 1元的标准安排科学普及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使其年增长幅度高于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第十一条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生产建设和发展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科学技术成果转化。
第十二条 鼓励企事业单位增加研究开发的投入。企业的技术开发费按照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费用。
企业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例，高新技术企业不低于5％，大型企业或者企业集团不低于3％，其他企业不低于1％。
第十三条 引导、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增加科学技术投入，逐步向科学技术型企业发展。
非公有制企业在科学技术投入方面与公有制企业享有同等待遇。
第十四条 企事业单位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新产品开发及高新技术进出口业务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减免或者返还的税金，除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分配给个人的外，应当用于科学技术投入。
第十五条 科学技术机构应当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研究开发的再投入。
第十六条 金融机构应当增加科学技术贷款，提高科学技术贷款比例。
金融机构对列入科学技术计划的项目，应当优先安排贷款。
第十七条 经有关部门批准，企业和技术开发型科学研究机构可以采取股份制、发行债券等形式，向社会筹集科学技术资金。
第十八条 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投资、捐资，资助本市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境内外组织和个人投资、捐资，资助本市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鼓励企事业单位以合资、合作、参股等方式，引进境内外资金用于科学技术投入。
第十九条 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设立科学技术风险投资基金、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基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基金的管理按国家规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按照省、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鼓励企事业单位、境内外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类科学基金，资助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第二十条 依法保护科学技术投入单位、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科学技术资金的使用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科学事业费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使用和管理。
对科学研究机构减拨的科学事业费全部作为科学研究机构产业化扶持资金，主要用于科学研究机构的新产品研制和项目开发。
第二十二条 科学普及经费用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实用技术等的教育和普及活动。
第二十三条 科技三项费用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重大技术难题攻关；
（二）高新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三）企业新技术开发，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
（四）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研究、引进、试验和示范；
（五）科学技术成果转化；
（六）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软科学的研究与应用。
科技三项费用可以采取拨款、资本金投入、贷款贴息等方式使用，具体使用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四条 科学基本建设费主要用于重点科学技术攻关项目基本建设配套资金、中间试验基地和公用科学技术设施等基本建设。
科学基本建设项目，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计划，财政等有关部门确定。
第二十五条 企事业单位自筹的科学技术资金，应当集中用于科学技术开发或者配套用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下达的科学技术计划项目，并实行单独核算。
第二十六条 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由单位或者个人向项目主管部门申报，经专家评审后，择优立项。
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立项应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行公开招标。
单位和个人申报科学技术计划项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如实申报，不得弄虚作假。
项目主管部门和审批部门对不符合产业政策或者属淘汰落后技术的不得立项。
第二十七条 经审定或者中标的科学技术计划项目，实行技术合同制、项目管理责任制和项目承担人负责制等管理制度。
科学技术资金投入部门或者单位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可以实行分期评审、分段拨款，及时制止、纠正使用不合理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科学技术贷款项目的立项和管理工作，协助金融机构做好科学技术贷款的审查、投放和回收工作。
第二十九条 财政、计划等部门应当参与重大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验收。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经费决算报表。
第三十条 科学技术项目资金应当按照预算管理程序下达，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挪用、克扣或者截留。
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当对科学技术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
第三十一条 建立和完善科学技术投入统计制度，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定期向统计部门、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报送科学技术投入的数据和资料。

第四章 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二条 对增加科学技术投入以及在科学技术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单位和个人，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对捐赠、资助科学技术资金数额较大的组织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三条 挪用、克扣、截留科学技术项目资金的，由资金下达部门责令其限期归还；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对弄虚作假骗取政府科学技术项目资金的， 由直接下达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部门追回科学技术项目资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该单位和个人3年内不得申报科学技术计划项目。
第三十五条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2000年10月30日
　　一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婚姻当事人通过协商方式,对他们婚前、婚后财产的归属、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的清偿、婚姻关系解除时的财产清算等事项作出约定的一种法律制度。夫妻约定财产制起源于西方，为当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采用。法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家都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做了明确规定，英国、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约定财产制，但是都认可夫妻约定的契约具有优先效力。我国1980年的《婚姻法》第13条第1款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自此,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第19条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 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 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约定范围、条件、内容、形式、效力及约定后的债务清偿等一系列问题，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法律地位。自此，我国夫妻财产制度进入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

　　根据新《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双方要采用约定财产制，无需公证，只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以书面形式体现出来就可实行。可以说夫妻约定财产操作上简便易行，然而在新《婚姻法》施行11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仅有 27%、农村仅有 1.1%的家庭希望采取约定财产制，在实践中真正采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更是少之又少。可见，在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普及与推广极其缓慢。笔者以为，思想观念是制约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广泛施行的重要因素。

　　二

　　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强调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产商品贸易的自由，贸易自由就必然要求贸易主体之间的平等、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所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就提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口号以满足这种要求。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西方法学学者也认为，婚姻是一种契约，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契约。因为婚姻是契约，所以婚姻缔结的主体就有权对他们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于是夫妻约定财产制也就产生了，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夫妻约定财产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已经相当成熟。

　　另外，西方国家大多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在西方主导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是《圣经》中的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教义和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这就为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存在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提出经过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具体地说，他认为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和上帝之选召的教义，导致归正教徒也包括清教徒采取一种和中世纪那种主张远离尘嚣苦身修行的禁欲主义十分不同的“现世”的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引导人们在世俗职业中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从中寻求蒙恩得救的可能性。这样就把世俗的职业看作“神召”和“天职”，于是商业和羸利成为神圣的事业，与此相联系的是勤勉、节俭、营利这样一些“美德”。这一切都和资本主义精神相契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基督教教义还宣扬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人无等级贵贱之分，都是上帝的子民;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小民，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法权和机会。“人人平等”的精神资源不仅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形成，而且导致了历史上人民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和斗争。以这种信仰和理念为基础，不难解释夫妻约定财产制发端于西方。

　　三

　　马克思主义婚姻观认为，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夫妻财产关系是基于主体的特殊身份而产生的,这是夫妻财产关系与其他民事法律领域的财产关系的本质区别。约定财产制，把夫妻之间关系仅仅局限于契约关系，更确切地说把夫妻关系仅仅看做是一种经济关系，这就无形中忽略弱化了夫妻之间的情感因素。男女的结合，经济上的结合固然是重要的，甚至是婚姻的基础，但是感情因素也是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加以重视。

　　中国传统的观点认为，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无私的，相爱的男女应互相信任，结婚不仅意味着彼此人身关系的紧密联系，更意味着财产的合一。所以，人们便会形成一种习惯思维，一旦结婚便不分彼此，结婚即取得无偿占有、使用配偶财产的期待权，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婚姻不仅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一种伦理关系。一味强化夫妻约定财产，明晰夫妻财产关系，则是对彼此爱情的亵渎。夫妻财产约定容易使夫妻互相猜测，彼此防范，从而影响夫妻关系的和谐、稳定，造成夫妻关系紧张，影响夫妻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此外，我国的婚姻家庭长期受家族本位思想的影响，认为夫妻所取得的财产应属家庭财产，应用于实现家庭养老育幼的职能。如果婚姻当事人结婚前后进行财产约定，与婚姻的目的相冲突，也表明其不是真心要结婚，而是另有所图，离婚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婚姻当事人进行夫妻财产约定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婚姻当事人采用约定财产制来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积极性。

　　中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采用礼法并重的手段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封建礼教在夫妻关系上认为“夫者，妻之天也”，强调“夫为妻纲”，强调封建夫权，妇女毫无独立地位可言，妇女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丈夫是妻子一切行动的准则，这种观念不仅是整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并且被封建社会的礼与法所确认。并且丈夫又长期依赖于封建家庭，在封建家庭中，在人身关系上，夫妻的地位不平等，妻子的地位低于丈夫;在财产关系上，一切财产都属于丈夫或夫家，妻子没有个人的财产，妻子对家庭财产只有使用权而无处分权和继承权。封建法律规定“子女不可别籍异财”，所以既无独立的夫妻财产更无夫妻财产的约定一说。我们不能无视重伦理、重身份的中国古代礼法传统对婚姻家庭关系长期而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转型不过百年，要完全与传统割裂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综上，夫妻约定财产制在中国既没有思想基础也没有历史传统。

　　四

　　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纯粹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现实的土壤。现阶段我国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也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有所区别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目前要形成的一元化的思想还很要走漫长的路，笔者以为，当前中国虽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为主导，但是儒家、道家、佛教等传统思想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三种思想相互影响，到底会让中国形成一个怎样的定型一元化思想，还需要很长的实践才能看得清。这种情形下，纯粹一元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形成的夫妻约定财产制要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融合为一体，本身就是异常艰难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夫妻约定财产制没有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依托，也没有定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作基础，所以夫妻约定财产制就必然很难推广、普及。

　　当然，目前我国香港地区实行分别财产制，澳门地区规定约定财产制优于法定财产制，作为中国一部分，他们实施这些制度为什么不受传统的干扰呢？笔者认为，香港澳门地区作为殖民地经历百年，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实施了百年，并且地域面积小，人口不多，所以比较容易与传统分离。但是在我国台湾地区约定财产制的不普及，就充分说明，传统的力量要比外来的影响强大的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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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176一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