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惩强奸幼女罪犯的指示

1953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近本院综合了天津、北京、西安、南郑、上海、南京、重庆、梧州、番禺、信阳、广州、迪化等12个城市的一部分材料，证明不少地方连续发生强奸幼女（包括污辱幼女和鸡奸幼童）的案件。如天津市1952年6月至9月发生强奸幼女案件××件，被害儿童×××人。北京市市、区两级人民法院1952年下半年共收强奸幼女案×××件，被害儿童×××人（内有鸡奸幼童案件××件，被害幼童××人）。西安市强奸幼女案件逐年增加，1950年有××件，1951年有××件，1952年1月至5月有××件。南京市人民法院1952年5月至8月在强奸案件中，经法医检查的被害幼女有××人之多。仅从以上一些片断的统计数字看来，残害儿童的严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对这种情况引起严重的警惕和重视。
根据现有材料初步研究，强奸幼女罪犯一般有着下列特点：（一）这些罪犯的历史、出身，绝大部分是反动军官、兵痞、流氓、帮会分子等。（二）有的罪犯是有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其强奸幼女罪行有政治性的破坏作用。（三）不少地方多次发生小学校的教职员或勤杂人员强奸幼年女学生事件（这类罪犯的历史、出身，也是伪军、流氓或一贯思想反动、生活腐化的少数教育界败类）。（四）罪犯的年龄自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以上的都有。
强奸幼女罪犯以各种野蛮残酷的手段，如强奸、鸡奸，惨无人道地残害儿童。如天津强奸幼女罪犯赵汉城先后强奸8岁至14岁幼女10人。上海强奸幼女罪犯刘承福先后污辱蹂躏5岁至13岁女学生74人。反革命分子陈天芬解放后在番禺混入我小学校当教员，先后强奸8岁至12岁女生6人，污辱蹂躏女生24人（以上各犯已分别由各地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根据现有材料，各地被强奸或污辱的幼女（包括幼童），年龄最小的仅有三、四岁，最大的十六、七岁。她们受伤最严重的当场即因伤致死；有的后来得病死亡；有的被染上梅毒不能走路；很多幼女的身体和心灵，因野蛮残害而遭受极严重的创伤。
为了结合贯彻婚姻法运动，正确执行保护妇女儿童健康的政策，本院特对强奸幼女（包括污辱幼女和鸡奸幼童）案件的处理，作如下的指示：
一、各级人民法院在思想上必须明确：新中国儿童是祖国的下一代，是祖国的新生命。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对于儿童的健康是最关心、最爱护的。共同纲领第四十八条对于保护儿童健康作了明确的规定。残害幼女、幼童的身体和心灵，就是残害祖国的下一代，这种罪恶行为是非常恶劣严重的。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强奸幼女（包括污辱幼女和鸡奸幼童）罪犯，必须依法从严惩治，不得轻纵。特别是对于罪恶重大者，应坚决处以重刑。
过去一年来，全国有不少人民法院处理这类案件，一般能够正确执行政策，从严惩治罪犯，但也有不少人民法院对于保护妇女儿童健康的政策认识不足，有的甚至受着浓厚的旧法观点支配或影响，发生过轻纵的偏向。如西安强奸幼女罪犯邓吉祥，以铁锹锄头威胁，强奸9岁至14岁幼女3人，并企图强奸幼女10数人，未能达到目的，西安市人民法院可以“诱奸”幼女罪判处该犯徒刑3年6个月。该院类似的重罪轻判案件尚有多起，由于量刑轻纵，影响到西安市强奸幼女案件的逐年增加。这些重罪轻判的偏向，必须认真检查纠正。
二、强奸幼女犯罪的根源，是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旧社会污毒。强奸幼女的兵痞流氓犯罪分子，是浸透了剥削阶级腐朽堕落思想的旧社会渣滓，这种坏分子在新社会为数虽然很少，但散布的角落和对新社会的危害却是严重的。要把这种犯罪分子彻底清除，单靠就案办案是不行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积极发动起来，与这种罪行进行斗争，才能获得效果。各级人民法院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于当地强奸幼女犯罪的性质、类型、数量进行正确的研究和估计。在强奸幼女案件发生较多的地方，特别是这类案件严重存在的地方，当地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选择典型案件，在有领导、有组织、有准备的基础上，吸收广大群众举行公开宣判大会并可于必要时将宣判大会宣判的案件通过新闻报道或其他口头宣传方法，扩大宣传，宣传的目的，是严肃地揭发强奸幼女的罪恶；说明保护儿童健康的严正意义，以求普遍深入地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公开宣判时，在被害儿童及其家属自愿的原则下，应允许其当场控诉。如被害儿童及其家属不愿公布姓名，在宣判时可不予公布其姓名。强奸污辱的具体过程，不应在判决书或新闻报道中公布。各级人民法院处理强奸幼女案件，应与各有关机关团体（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公安、民政、教育机关、妇联、工会、青年团等团体）保持密切联系，并应主动向各有关机关团体反映情况，联系工作。在发动群众中，应注意启发与鼓励人民群众协助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把当地可能尚未破案的这类暗藏罪犯揭发检举出来。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贯彻婚姻法运动为中心，根据当地强奸幼女案件情况适当地布置以上工作。
目前，有不少人民法院结合贯彻婚姻法，与有关机关团体配合，通过公开宣判大会，处理典型的虐杀妇女和强奸幼女案件，有的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有的地方虽举行了公开宣判大会，而发动群众不够普遍深入，教育意义和影响不大。有的地方虽惩治了一些强奸幼女罪犯，但对当地这类案件的全面情况尚缺乏调查研究，心中无数，对案件发生原因也未能进行具体分析。这些缺点，应根据本院指示的精神认真检查克服，以求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改进和提高一步。
三、各级人民法院应即根据本院指示结合当地强奸幼女案件情况研究执行。省、市以上人民法院并应将执行情况作成专题报告，及时报送本院。


不作为犯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李俊杰


　　不作为犯在实践中出现的频率虽然较低，但司法实务界对不作为犯认定上的许多分歧却始终存在。尤其在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不作为与作为行为的等价性、不作为的因果关系等问题上，实践中有许多不明确之处，需要仔细辨识。这里主要讨论作为义务根据、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两个问题，而它们都与不作为犯的定罪直接相关。
　　一、不作为犯中实质的作为义务根据
　　中国刑法学中的通说认为，作为义务的根据是法律的规定、职务和业务的要求、先行行为、契约等法律行为的要求四种，这是从形式上对不作为犯的行为义务来源作评价，可以称为“形式的四分说”。原则上，能说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按照这一标准认定不作为犯，一般也不会出现犯罪范围过广的危险，对于维系刑法和首先的分界线，确保只将受道德谴责的范围中极其有限的部分确诊为犯罪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完全按照通说来认定不作为犯，在实践中不一定行得通。换言之，理论上对作为根据主要从形式上进行判断，但在实践中，有时坚持实质的判断标准。在理论上对行为人有无作为义务按“形式的四分说”可能有激烈争论，但是，实践中可能对这些争议不予理会，按照实质的标准直接认定行为人有作为义务。
　　例1，丈夫与妻子发生激烈口角之争，在妻子言明要上吊自杀时，丈夫完全不予理会，关上门离去，妻子果真上吊自杀。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丈夫有期徒刑四年。
　　例2，昔日的男女变人中的男方不愿再维系恋爱关系，女方为此携带毒药去男方住处，声明如果男方与其断交，就死在男方处。但是，其男友完全不为其所劝，女友见恢复恋爱关系无望即决意自杀，男方关上门离去，女方最终死亡。法院仍然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判处男方有期徒刑六年。
对这样的判决，有一些学者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认为法院的司法活动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嫌疑，是人为地扩大了成立犯罪的范围。
　　上述两例，如果按照“形式的四分说”的见解，作为被告人的丈夫、恋人中的男方都很难说有作为义务。根据婚姻家庭法的要求，夫妻之间有互相扶助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应当限于物质上的共享和精神上的抚慰。而民事上的相互扶助义务是否就直接意味着丈夫在发现妻子处于危境时就必须给予救助，仍然是很有争议的问题。至于案例2中男友发现女方意欲自杀时，是否就有刑法上的保护义务，也并非不言自明的问题。
　　应该说，对例2中的被告人定罪，比较牵强；而对例1中被告人行为，如果不进行处理，并不符合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但是，要确定行为人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又存在合理解释作为义务的来源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形式的四分说”的约束，而形成了对作为义务的“实质”解释思路，即从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内部秩序出发，将结果防止的法义务视为从刑法的保护义务中演绎出来的东西。作为义务根据的实质判断主要考虑：（1）合法权益是否存在现实的危险或者不作为行为人自己的先行行为是否创造了危险？（2）是否因为与被害者之间存在特殊关系而被社会期待履行保护义务？（3）行为人的不作为对结果的发生是否具有绝对的支配作用，换言之，在当时的情境下，是否存在其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同时考虑这三点的作为义务根据学说，可以称为“实质的义务根据说”
　　对作为义务发生根据的实质解说，阐明了司法实务上惩罚不作为犯的实质根据，使得司法活动的结论具有相对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法院对例1的判决原则上是有道理的。
　　不过，对“实质的义务根据说”，可能还要进一步加以限定，否则不作为犯成立的范围可能还是会过于扩大，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就会被混淆。
　　例3，房主发现破门而入的四处流浪者体弱多病时仍不予理会，该人最终死亡。即使房主与死者完全不认识，按上述的实质说，或者一些司法人员的思维定势—有人死亡，就需要其他人对此事件负责，就可能得出房主不作为故意杀人的结论。
　　例4，饭馆老板发现有顾客在店内发生口角，后来一方故意使用程度很高的暴力伤害他人时，不予阻止，也不及时向警察报告，最后被害人受重伤。按照实质说，也会得出店主有刑法上的作为义务的结论似乎可以认定其成立故意伤害罪的帮助犯。
　　但是，无论对例3还是例4，确认行为人有作为义务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所以，综合考虑“形式的四分说”和目前流行于司法实践中的“实质的义务根据说”，并加以适度析中的立场可能是更为合理的。即就作为义务的根据而言，原则上以形式的法义务是否存在加以判断，但是在以形式说处理案件明显不合理时，考虑实质说的立场。
　　那么，遵循这一思路对通说重新加以整合、改造就是有必要的，对此，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例如，有的日本学者就指出，按传统的“形式说”，作为义务可分为依法律、法规产生的义务，职务和业务上要求的义务，先行行为导致的义务和由法律行为产生的义务，如果适当考虑实质说“的主张，作为义务整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合法权益保护刑义务和危险源管理监督刑义务。前者包括贪污律规范的法益保护义务、当事人有合意的保护义务、机能的法益保护义务；后者包括危险物品或设备的管理义务、人的危险行为的监督义务等。在对这些义务类型作判断时主要应考虑：不作为者是否对他人的生命、身体、财产有排他的、实质的支配。根据这种观点，下列三种情况都应该成立不作为犯罪。
　　例5，捡拾婴儿回家后，因故拒绝为其提供食物，婴儿因饥饿死亡。捡拾者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
　　例6，与交通肇事行为无关的甲，发现被害人乙因交通事故身受重伤，躺在血泊中，即将乙抱上自己的汽车，准备送到医院。但是，途中又改变主意，将被害人抛弃，致其得不到他救助而死亡。甲成立故意杀人罪。
　　例7，出租车司机见酒后上车打入冷宫沉睡，不可能辩明意欲前往的方向即将其抱下车，置于偏僻的路边，致醉酒者冻死的，也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
　　二、不作为犯的定罪
　　实施不作为行为的人，究竟应该如何定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例8，警察因职务上的要求，有制止违法犯罪活动、救助被害人的义务。某警察发现罪犯正在疯狂杀害妻子，在履行救助义务具有容易性、可能性的场合，拒不履行保护、救助义务，最后被害人死亡的，是否只成立玩忽职守罪，而绝对不可能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还值得讨论。
　　例9，交通肇事者能够救助被害人，但是却驾车扬长而去，被害人最后因流血多而死亡的，肇事者是否在交通肇事罪之外还另外成立故意杀人罪？本案按照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似乎都不成问题，但是，理论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过，所以，也还有讨论的必要。
　　例10，消防队员接到救火报告后，基于泄愤报复等恶意明确拒绝前往火灾现场，导致重大人身、财产损害的，是否成立不作为的放火罪？
　　上述问题的妥善处理都同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同价值性）这一问题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只有（不纯正的）不作为行为在法律上与符合构成要件的作为具有相同的价值，我们才能将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认定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那么，相当于“杀人”不作为需要具有与积极的打击他人头部、刺杀他人心脏杀人等作为同等的犯罪性。
　　为了使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具有能够具备与作为同等看待的实行行为性，就必须考虑不作为的具体情况。
　　在例8中，警察的行为原则上成立玩忽职守罪。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其拒不履行救助、保护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也可能与作为的故意杀人行为具有等价值性。此时，应当主要考虑现场的情况和警察的犯罪心态。如果其系现场惟五能够救助、保护被害人的人，其履行救助义务也比较容易，但是其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的故意心态极其明显，对该警察可以考虑定故意杀人罪，而不认定其玩忽职守。
在例9中，在交通肇事导致被害人重伤的场合肇事者存在基于先行行为的救助义务，此时，驾车人逃离现场，认为被害人死亡或者不死亡都无所谓的，主观上存在杀人的间接故意，但这种逃逸、不保护的不作为是否就相当于作为的杀人罪的实行行为，还值得讨论。
　　肇事者只有弃而不管的行为，原则上被害人得到第三者救助的可能性往往很大，肇事者的不作为对法益分割结果的排他性支配并不存在；此外，故意杀人罪是重罪，其成立要求有强度很高的违法行为。而要使不作为的杀人与作为的杀人有同价值性，单纯对交通肇事的被害人放置不管还不够，将被害人移往他人难于发现的场所或者将其带离现场后抛弃，或者将被害人抱上自己的汽车后拒不送到医院，在大街上驾车兜圈子导致被害人死在车中，使被害人被救助不可能或者显著困难的，才属于对被害人的生命有绝对的支配，不作为杀人行为与作为的杀人才具有等同的价值性。交通肇事后单纯地逃逸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则上以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处理即可。
　　不过，被害人受伤后流血不止，若不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很快就会死亡；被害人受伤后躺在人迹罕至的山路上；交通肇事发生在深夜或者在寒冷的冬季等，肇事者对被害人放置不管的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对被害人生命的现实危险性。所以，单纯地对被害人放置不管也可能与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在犯罪性上具有等价性。
　　在例10中，消防队员拒不履行救火义务的行为，属于玩忽职守的行为，乃是纯正的不作为行为，未援助的结果，即使导致财物被完全烧毁，也不直接发生不作为放火的作为义务。对此，理论上可以解释为：纯正不作为的作为义务，不能直接成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此外，在火灾发生之际，火灾的消除既取决于消防队员的努力，但更受制于先前火势的大小。消防队员前往现场，并不绝对地就能扑灭火焰，其明确拒绝救火的行为，很难说对结果有实质的、排他的支配。所以，消除队员拒绝救火的行为，与不作为的放火并不具有等价性。无论其拒绝救助的行为主观恶性多重，都不应当构成不作为的放火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