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西藏自治区对外国人来藏登山管理条例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4年5月7日西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登山手续
第三章 登山附带科学考察或测绘
第四章 登山活动
第五章 罚 则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展西藏自治区的登山事业，加强对外国人来西藏自治区境内登山的管理，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西藏自治区境内海拔5500米以上的山峰进行登山探险、高山滑雪、高山滑翔、攀岩等高山性探险活动（以下简称登山活动），均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山峰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对外开放山峰，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
第四条 对外开放的山峰，允许外国登山团队（以下简称外国团队）进行登山活动。
第五条 来藏进行登山活动的外国团队，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本条例和西藏自治区有关对外国人的管理规定，其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法规的保护。
第六条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藏自治区体委）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登山活动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实施，统一管理西藏自治区的登山活动。西藏自治区体委授权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具体负责和管理西藏自治区的登山活动。

第二章 登山手续
第七条 外国人来藏登山，可以自行组成团队，也可以和中国团队组成联合团队。
第八条 来藏进行登山活动的外国团队应当直接向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提出书面申请。
外国团队和中国团队组成中外联合团队进行登山活动的，由中国团队向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提出书面申请。
第九条 书面申请可采取下列形式：
（一）填写登山申请书；
（二）图文传真；
（三）电传、电报；
（四）信函。
书面申请应有以下内容：
（一）攀登山峰的名称、海拔高度、地理位置；
（二）攀登时间、攀登路线（包括进入西藏自治区的路线）；
（三）登山团队人数；
（四）申请人的姓名、国籍、住所地、电传、传真、电话号码；
（五）需要由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提供的服务项目。
第十条 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收到外国团队或中外联合团队的登山活动申请后，西藏自治区体委在六十日内作出批准与否的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者。
第十一条 外国团队接到批准的登山通知后，应当在六十日内与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签定登山议定书，交纳登山注册费，领取登山许可证。
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与外国团队签定的登山议定书副本，由西藏自治区体委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委）备案。
第十二条 登山议定书签定后，不得任意变更。如需变更，应由签约双方协商确认其变更部分或重新办理登山手续。
第十三条 外国团队在西藏自治区进行登山活动所需经费，由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按国家体委公布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为其预算。外国团队应在进入西藏自治区境内三十日前，将预算的全部金额汇寄到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
第十四条 外国团队交纳登山注册费后，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取消登山活动的，所交注册费不退，领取的登山许可证作废，并终止与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签定的议定书。
第十五条 经西藏自治区体委批准，在同一路线上可以有数支登山团队同时攀登同一座山峰。
第十六条 外国团队携带登山所需物资入境，按“特准进口物品”和“暂时进口物品”分别申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核准后，办理税收、担保手续。
第十七条 登山物资中合理数量的专用食品、急救药品、防寒衣物、燃料等消耗性物品，可以特准免税入境；超过合理数量的，必须纳税。
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允许的通讯、摄影、录像、测绘器材和专用运输工具可以暂时免税入境。登山活动结束，上述物资必须复运出境。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复运出境的，必须通过西藏自治区体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十八条 外国团队、中外联合团队登山时采集的标本、样品、化石以及制作的录像资料，经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检验许可后，方可携带出境。
第十九条 外国记者随团队采访的，应当在提出登山申请的同时申报，由西藏自治区体委转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 登山附带科学考察或测绘
第二十条 外国团队登山附带科学考察或测绘的，必须在办理登山申请的同时申报科学考察或测绘计划，由西藏自治区体委转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或西藏自治区测绘局审批。
第二十一条 经批准登山附带科学考察的，必须通过中方签约单位向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提供下列样品和资料：

（一）采集的标本、样品和化石的清单；
（二）发现的动植物新种或者特殊动植物的类群；
（三）采集的动植物新种正模式标本、特缺动植物类群的标本；
（四）标本、样品、化石的室内分析结果；
（五）登山附带科学考察的音像资料复制本。
第二十二条 经批准登山附带测绘的，必须通过中方签约单位向西藏自治区测绘局提供测绘成果的副本或复制件。
第二十三条 未经批准，外国团队不得在所经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科学考察或测绘活动。

第四章 登山活动
第二十四条 外国团队在西藏自治区登山期间，由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指派1－－2名中方人员担任联络官。联络官的职责：
（一）协助和监督外国团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规定；
（二）协助解决外国团队在登山活动期间的有关问题；
（三）配合外国团队实施登山议定书；
（四）组织和管理中方协作人员，作好服务工作；
（五）调解中方协作人员与外国团队之间的纠纷；
（六）掌握登山进度，核实登顶情况。
第二十五条 外国团队在西藏登山应遵守以下事项：
（一）外国团队在登山前应当为随队的中国公民办理有关保险事项；
（二）山峰名称和高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的为准；
（三）严禁携带武器弹药和其它禁止入境的物品；
（四）必须按西藏自治区体委批准攀登的山峰和路线实施登山计划，不得互相转让攀登的山峰或路线，严禁攀登未经批准的山峰；
（五）攀登中外边界山峰时，不得超过中国国界线，不得进行有损中国主权和邻国关系的活动；
（六）不得擅自吸收本团队以外的人员参加登山活动；
（七）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
（八）需提供计划外的交通、食宿、民工、畜力运输等服务的，由随队的中方联络官办理，其费用由外国团队向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按规定交纳；
（九）未经中方联络官同意，不得自行解雇为活动服务的中方协作人员或者停发津贴。不得以任何借口和形式侮辱中国公民；
（十）必须保持登山路线和山区的环境卫生，不得在登山区域自行安放纪念物和其它物品；
（十一）严禁捕杀野生动物、毁坏野生植物、破坏或污染环境，严禁采集植物种子和采挖苗木；
（十二）在登山过程中和在峰顶展现本国国旗时，必须同时展现规格相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十三）登顶成功后，应向西藏自治区体委提交总结报告书，经确认后，发给登顶证明书；
（十四）登顶消息或登山期间的重大事故，应及时报告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需公开发布时，应征得西藏自治区体委的同意；
（十五）有关登山活动的书刊、录像等资料，应无偿地向西藏自治区体委提供；
（十六）未经批准，登山剩余物资不得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出售。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六条 外国团队在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以及西藏自治区有关对外国人管理规定的，由西藏自治区有关主管部门按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外国团队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西藏自治区体委根据情节，分别处以警告、吊销登山许可证、终止登山活动的处罚，并没收其搜集的全部资料和处以5000－－50000元人民币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当在收到处罚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的、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台湾、香港、澳门同胞来西藏自治区进行登山活动，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问题，由西藏自治区体委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1987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的《西藏自治区登山管理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1994年5月7日
理解取保候审适用条件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王占洲 林苇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法二系刑法教研室 贵州 贵阳550005）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团委 贵州 贵阳550005）
摘要：在我国目前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规定中，尚存可能发生理解分歧的问题，已无法满足提高司法透明度和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因而有必要从理论高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保证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内容以及领会其中蕴涵的法律精神能够被清楚、准确地理解。
关键词：取保候审 适用条件

《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的取保候审适用条件是司法机关办理取保候审的法律依据，从法理上讲，法定的适用条件无论是对适用者还是被适用者都应当是明示的并且应当是明确无争议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国立法中普遍存在的因追求叙述简练而造成发生理解分歧的问题在这些规定（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也同样存在，而且这种理解上的分歧已经让司法实践中的司法人员和刑事诉讼当事人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感到困惑，反映在实际操作上就是无法满足提高司法透明度和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因而准确地理解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内容以及领会其中蕴涵的法律精神，对整个取保候审制度的操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下我们对司法实践中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作一论述。
一、在理解时要注意《刑事诉讼法》第51条中所谓的“可能判处”的具体含义。
这里“可能判处”的刑罚不是绝对地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文中的法定最高刑，也不是指该条文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某种罪名的法定最高刑，当然更不可能是法定最低刑。在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中“可能判处”的刑罚是指承办案件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所认定的对其可能适用的刑罚，或者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事实应当适用的具体刑法条文对其可能具体适用的刑罚。当然在最终适用时可能是最高刑也可能是最低刑，这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必须根据涉嫌的犯罪事实来决定，而绝不能简单地以其涉嫌的犯罪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款中法定最高刑或最低刑作为其“可能判处”的刑罚。“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即指司法机关根据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所认定的对其可能适用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司法机关已经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所认定的对其可能适用有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上述论证基本可以解决理论上对“可能判处”的理解问题，但在实际操作时还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比较典型的有：
（一）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是否需要证明？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即简单地认为认定“可能判处”的刑罚是一种自由心证，对嫌疑的犯罪，只要刑法的相关条文或量刑幅度中规定有的刑罚手段，均可以认为是“可能判处”的刑罚，而无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证明，并认为这就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刑事司法权。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它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是非常有害的。理由有：1、刑法在规定法定刑时采用的是相对法定刑的原则，而且尽管为危害程度不同的犯罪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但法定刑通常都只一种量刑幅度，不可能做到对一种犯罪明确地规定适用哪一种刑罚，例如第234条第1款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235条 “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都属于这种情况，在同一个量刑幅度中既有有期徒刑也有拘役或管制，如果对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不加证明，便无法区分到底应当适用有期徒刑还是管制或拘役。而如果将这种确认交由司法机关任意选择的话，那么《刑事诉讼法》又有什么必要在第51条中分别规定两种不同的适用条件呢？2、司法工作人员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可能判处”何种刑罚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假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为前提而做出的对其适用刑罚处罚的预判决，或者说是一种模拟审判中的模拟判决，但无论将其称之为假设还是模拟，从逻辑上讲，都是先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的某具体犯罪，然后才能得出根据其犯罪事实可能适用何种刑罚的结。对此，曾经有同志提出，既然未经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就认为人家有罪，这不是违反“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吗？当然这一考虑是多虑了，因为“确定有罪”与“假定有罪”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容上却千差万别，两者完全不能等同。但这毕竟说明了一个问题，认定“可能判处”的刑罚实际就是在预演人民法院的审判和判决，那么它也必须遵循人民法院审判和判决的原则，去对“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涉嫌的犯罪事实进行证明，只不过在证明的程度上不可能要求其完全达到人民法院审判和判决的标准，但至少有三点是必须证明的，即应当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施的，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符合刑法分则关于某一具体犯罪的全部犯罪构成具体的量刑幅度。
（二）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是否包括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这也是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有些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是侦查、检察人员容易忽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并认为这些情节应当是人民法院审判时由律师和法官考虑的问题，在审前阶段则无须考虑。但事实上，对于实施了相同犯罪行为的被告人，因为其犯罪情节的不同会最终导致适用不同的刑罚，在认定“可能判处”的刑罚时如果不考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情节，那么最终结论也就不可能是准确的，例如甲乙两个被告人同样是因为过失行为致被害人重伤而触犯了刑法关于过人致人重伤罪的规定，原则都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量刑幅度内决定对他们适用的刑罚，但实际适用的刑罚会因为犯罪情节上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甲如果没有任何罪轻情节，对他适用的刑罚就可能是有期徒刑包括最高刑三年，而乙如果有自首或立功或防卫过当等罪轻情节，对他适用的刑罚就极有可能是拘役。虽然这时对“可能判处”的刑罚的认定只是一种发生在程序意义上的对实体判决的预测，不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的实体判决造成直接影响，但这肯定会影响司法工作人员对强制措施的选择，当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强制措施时，司法工作人员对其认为“可能判处拘役、管制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的概率非常大，而对其认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更愿意适用逮捕。这种影响显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是直接相关的。据此，我们认为认定“可能判处”的刑罚时应当考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三）司法工作人员是否需要将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这也许是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处理取保候审时最不耐烦的一个问题，告诉他们“可能判处”刑罚的结论还不够吗？难道他们还不清楚他们自己的罪行吗？告诉他们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有什么用？他们有权利知道吗？基于这样一些想法，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通常不会将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样做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而且没有实际的意义，好象只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但事实这来源于深层次的观念上的原因，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已经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定为罪犯，认为对其适用强制措施只不过在对其适用刑罚之前履行的一些必要的手续，既然最终都会被适用刑罚，适用或者不适用强制措施、适用这种或那种强制措施又有什么区别呢？对于决定者来说的确是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于被决定者来说却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尚不能肯定会被确定为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是否受到不必要的非法的限制或者剥夺。而且，即使是经过精密的诉讼程序由专业博学的法官所做出的刑事判决也不能完全保证其内容的准确性，对此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异议，立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审判监督程序等等也都是因为发生错误的可能性是不可 避免的，也许这种不可避免的错误会在很长时间里持续存在。相比之下，不经审判而由司法工作人员个人（特别是那些未受过专业教育的侦查员）依据尚不能确定的信息所做出的对未来“可能判处”的刑罚的推测，则更容易发生错误。虽然立法者无视这种错误发生的可能性或者是认为这种错误对整个刑事诉讼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没有为这种可能发生的错误设置相应的救济程序，但被决定者总有权利通过其它程序来解决这种错误罢，比如说控告（第14条第3款“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要提出的控告需要有明确的理由和证据，而这理由和证据很多时候就存在于司法工作人员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里。因而，我们认为司法工作人员需要将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然可以设计专门的程序以使这种告知是不会加大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二、在理解时要注意《刑事诉讼法》第51条中“可以取保候审”的含义。
准确的说就是要注意正确理解“可以”在本条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含义。本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这是一个典型的授权性规定，即赋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和公安机关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问题在于这项权利到底有多大。司法实践中的司法工作人员通常将这项权利理解为“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取保候审，也可以不适用取保候审”，理由是在法律规定中“可以”本身就是一个或然性规定，当规定可以做某事的时候，这里就包含着可以做某事和可以不做某事两种权利，而选择其中任何一项权利都是合法的。这种理解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即当申请人以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为理由向司法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时，司法工作人员在不能推翻申请人的理由的情况下，也能随意地拒绝申请人的取保候审申请，其依据同样是第51条，既然法律只是规定“可以取保候审”而不是“应当取保候审”，那么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论是决定适用取保候审还是决定不适用取保候审都不违反第51条的规定，都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例如甲涉嫌收赃罪（《刑法》第312条“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被立案侦查，侦查中甲供认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因未能提供侦查人员要求提供的向其销售赃物的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被侦查人员认为其不配合侦查，存在通知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同其他犯罪嫌疑人串供的可能性，遂以《刑事诉讼法》第60条为依据，认为甲属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批捕获准后，即对甲依法逮捕。三周后同甲有联系的所有其他犯罪嫌疑人均已归案，甲的律师便以原来逮捕的理由已不存在、对甲适用取保候审已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为由向公安机关申请取保候审，公安机关的承办人员在不能推翻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理由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取保，并告知律师《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符合第51条的情况下只是“可以”取保候审，办案人员有权根据办案需要选择同意取保候审或者不同意取保候审。而他选择了不同意取保候审，因为他认为继续羁押能够更方便其办案的需要。本案中办案人员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但这种做法及其支持这种做法的相关认识是否真正反映了《刑事诉讼法》第51条的立法原意呢？对此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第51条的立法原意，理由有如下几点：
（一）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可以A”这一或然性表达式当然包含有“既可以A也可以非A”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在任何情况下“既可以A也可以非A”都是“可以A”所要反映的唯一内容。首先，从模态真值表我们可以看出，“可以A”与“可以非A”之间的关系是“两者决不同假，两者有时同真”，也即“可以A”和“可以非A”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无条件的同真，而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或者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同真，因而，“可以A”同“既可以A也可以非A”之间并不具有唯一性。其次，从表达式的解释来看，对一个模态表达式的解释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可能存在四种解释方法即逻辑解释、动因解释、价值解释和命令解释，而且每一种都还需要参照某些逻辑之外的因素作相应的辅助说明（如：在逻辑解释中——涉及陈述的命题，因而涉及有关知识；在动因解释中——涉及作为有关事物原因的一系列现实因素；在价值解释中——涉及到某人的评价；在命令解释中——涉及特定部门要履行某事态有那些有效规范）。具体反映在“可以A”这一表达式中即为：在逻辑解释中，“可以A”是指在我们已知的命题中（即在已知为真的命题中），没有任何命题会推出‘A’为假，即假定命题A不会与已知的真命题相矛盾；在动因解释中，“可以A”表示在这个情况下不存在使“A”不能出现的因素，或者说不存在引起非A事态的原因；在价值解释中，“可以A”是指如果是A，那么按某种评价，这并非不好；在命令解释中，“可以A”这一表达式的内容比较复杂，需要考虑到事实A（关于某人的行为）和某些规范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这类情况中，“可以A”这一表达式是在多种意义上使用的。再次，从模态命题的内容来看，对表示“可以A”的或然命题（problematic propositions)也存在着两方面的理解——单向的可能性（unilateral possibility)和双重的可能性（bilateral possibility)，双重的可能性是指“可以A”包括既可以A又可以非A，而单向的可能性则指“可以A”只涉及到可以A这一种情况，而没有考虑是否可以非A的情况。据此我们可能看出，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并不能绝对地等同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可以取保候审又可以不取保候审”。
（二）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如果将“可以取保候审”完全等同于“既可以取保候审又可以不取保候审”，有悖于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立法法》第6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所谓“科学地规定”是指法律规定必须清晰明确，不会使公民在理解时出现重大疑惑，所谓“合理地规定”是指法律在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时必须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权利制约的原则。而如果将“可以取保候审”当作“既可以取保候审又可以不取保候审”来理解（以下简称无条件的双重可能性理解），则不符合这两项要求。首先，这种理解使得《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失去效能，不仅普通公民甚至连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确认适用取保候审的最终适用条件。“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从《刑事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来看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无条件的双重可能性理解中，这一规定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具有条件的特性，因为在符合上述两种情形的情况下，司法人员仍然可以在“可以取保候审”或“不可以取保候审”之间进行选择，而且当什么时候“可以取保候审”什么时候“不可以取保候审”，却不是明示的，具体说就是司法人员在选择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时，《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的两种情形已不再是条件（因为它并不能决定司法人员是否适用取保候审），可能说它是前提要更为恰当一点，即当且仅当符合这两种情形时，司法人员才会考虑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但是具体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适用取保候审却不清楚，那么司法人员到底是以什么作为判断是否取保候审的法定依据呢？对“可以取保候审”作无条件的双重可能性理解时，这种缺陷实际上是无法弥补的。其次，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司法人员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事实上是变得无限大。按照这种理解，司法人员可以自由地判断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而无须去考虑这种决定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因为在这种理解中，“可以取保候审”被解释为绝对的授权性规定，即其本身就已经包含有做出“既可以取保候审也可以不取保候审”两种判断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判断的权利没有任何的限制，既没有明示的法律条文中的直接的限制，也没有法理上的间接的限制，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司法人员可以凭其个人好恶来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无须任何理由也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当然实践中的同志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很多人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因为这本来就是法律赋予司法人员的一项自由裁量权，据此，司法人员当然可以自由地决定取保候审的适用了。但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对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曲解，从法理上讲，自由裁量权从来都不是一项无限制的权利，它在法学理论、法律规定、适用者和适用对象等多方面都存在着的明显的限制条件。
综上，我们认为对“可以取保候审”不能绝对地理解为“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可以适用取保候审，也可以不适用取保候审”，而是应当作附条件地理解，即司法机关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适用取保候审，但在特殊情况下不能适用取保候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