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案件的审理
赵宏伟

　　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对法院生效裁判提起抗诉,加强了对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监督,而此类案件法律规定比较简略,如何审理把握成为人民法院审判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司法实践出发,对其审理操作的有关问题,结合自己的认识,试做探讨:
一、抗诉与再审的关系
　　(一)抗诉并不必然引起再审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对民事、行政生效案件的抗诉正是监督权行使的具体方式，依据民诉法和行诉法的规定，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再审。但并非说抗议必然引起再审，即抗诉必然依法进行，符合了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才会引起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程序，对此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
　　人民法院的审查依据诉讼法的规定，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审查，无碍检察机关抗诉权的行使。这些条件主要有:
　　1．抗诉对象必须是生效的判决、裁定。下列案件不能提起抗诉：（1）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中及裁判尚未生效的案件。检察机关旨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从监督的角度，是一种事后监督，对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及裁判未生效的案件，完全可以由法院以正常的诉讼程序解决，勿需检察机关的介入。（2）对生效调解书不能抗诉。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检察院对此案件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3）对人民法院已经重新立案的，人民检察院抗诉如何处理？对此应区分两种情况，是立案复查的，中止审查，按抗诉案件处理，裁定进入再审程序；是立案再审的，其抗诉已无意义，应把检察卷宗退回，并向其说明情形，同时可向检察院抄送再审裁定。
　　2．抗诉对象存在法定事由:即原审裁判确有错误。是否错误，检察院应通过法定方式证明。对此，民诉法185条有具体的规定，通过与第179条的对比，可以看到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中缺少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一项，即检察院不能凭其调取的新证据来证明原审裁判的不当。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检察院在此案件中是否享有取证权？我们都知道，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不能举证则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若允许检察院调查取证，就有可能使举证规则失却自身价值。但一概否定也不妥当。因为检察院为查明是否存在证明原审裁判错误的法定事由，仍需要通过一定的调查取证方能实现，只不过该权利只具有一种辅助的意义，在取证目的范围上受限罢了。
　　（二）抗诉案件范围应有所限制
　　检察院行使抗诉权，有助于维护法律尊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其抗诉范围应有所限制，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检察机关的抗诉是以公权力介入私法领域，此举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在民事领域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国家很少主动干预。应该说是否寻求司法救济，如何采取救济方式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的当然内容，个人意愿必须得到尊重。且民诉法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因此检察院在抗诉时必须顾及当事人的私意。由于现代社会民事经济活动的高速流动性，对于当事人来说，过多的寻求诉讼可能更不经济。检察院的抗诉只会徒增当事人的诉累，使当事人不情愿地再度牵涉进诉讼，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也不利。当事人对待当事案件的消极也使法院的审判具有了一种游戏成份。如实践中出现检察院抗诉后，申诉一方当事人却不出庭，在另一方被动出庭，检察院也很尴尬的情形下法院只好以撤诉了结此案。
　　另外对法院的裁判还有个正确理解，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及证据制度运用，法院的裁判所依据的是以法庭查明的证据基础上的案件事实，而非绝对的客观事实。因而个别裁判的不正义在所难免。追求个案的绝对公平正义，只是一种理想。迈克尔.D.贝勒斯在《法律的原则》一书中指出:与纯科学不同，法律的目的不在于发现全部真相，并不纯粹在于真相，这不但代价过高，而且往往与解决争执的目的不沾边。因此法院的裁判不能因有些微的差错就捍然抗诉。象数额的极小差异，驳回起诉错判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若抗诉以再审，似乎是严格了法律效果，但却于社会、于当事人均无裨益，且有害于司法裁判的严肃性。
　　再者由于检察机关对抗诉案件不承担责任，若不加限制，则必有滥施抗诉权的可能。由于增加法院诉讼成本、国家审判资源的浪费，造成法院审判权和检察院检察权的对立。
　　据此，我认为检察机关除因原审裁判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外，不能主动提起抗诉。其抗诉应以当事人的申诉为依托，并经审查原审裁判造成了当事人之间利益的重大失衡，具有抗诉价值，方得提起。
二、再审抗诉案件中的诉讼关系与检察院的权利义务
　　与一般的民事、行政诉讼程序相比，在再审抗诉案件中有了检察院的参与，因此正确认识检察院的角色，合理界定其与法院及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利于把握该类案件的操作审理。
　　从诉讼法理论上讲，民事、行政诉讼法律关系是人民法院与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间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严格说来检察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非诉讼法律关系，本文为阐明检察院的地位作用，一并予以考虑。
　　1?检察院与法院的关系
　　检察院抗诉是与当事人申请法院自行发现并列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发动原因。检察院的抗诉行为能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变更、消灭，在民、行再审抗诉案件（以下简称抗诉案件）中具有诉讼主体地位。检察院抗诉，法院在进行简单的形式审查后，应当进行再审；在再审过程中，检察院有权对法院的审判活动予以监督。一定程度上讲，正是检察院与法院的互动关系，决定着审判程序的走向。但从诉讼所要最终解决的问题看，这种抗诉仅具有程序上的意义，法院的裁判行为仍然指向的是原审当事人的争议事实。由此决定了检察院的诉讼主体地位更多的是一种虚位，在再审启动后不具有实在意义。
　　2?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民、行诉讼法律关系是审判权与诉权结合的产物，是为了正确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围绕原审裁判正确与否，是否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了不当裁判，双方当事人为维护自身权益再次对簿法庭。法院与当事人间的关系，仍是再审过程中的主要关系。
　　3?检察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检察院抗诉多基于一方当事人申诉，为查明原审裁判是否错误，检察院可能对当事人及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在法院裁定再审后，检察院由于在案件中不承担实体的权利义务，就只能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庭审，而不能与当事人发生任何关系，不参与法庭的调查辩论，不支持任何一方的诉讼行为。
　　结合对抗诉案件中的各种关系的认识，根据再审需要，可以确定检察院在案件审理中有如下权利义务：
　　1?提起抗诉、撤回抗诉的权利；
　　2?出席再审法庭的权利；
　　3?查阅人民法院有关卷宗材料的权利；
　　4?对审判过程监督的权利；
　　5?出席法庭应当遵守法庭规则。
　　三、构建再审抗诉案件审理模式
　　本文主要从检察院抗诉案件的特殊性出发，对该类案件审理操作的各个环节进行探讨，其审理流程可作如下处理：
　　（一）审查立案阶段
　　对检察院的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即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及时受理。不符合条件的，说明情况后，案卷退回抗诉机关。
　　案件受理后，及时制作裁定书，在向当事人送达同时，向检察院送达裁定书副本。该案若因申诉而起，一并向被申诉人送达申诉状副本，被申诉人作出答辩。
　　（二）开庭审理阶段
　　抗诉案件原则上应当开庭审理，除法律规定外，一律公开进行。开庭前合理时间通知检察院阅卷，并通知其派员出席再审法庭。法院上应设立抗诉席，其位置应有别于双方当事人，可与书记员对应摆放。
　　开庭时首先检察人员宣读抗诉书及原审裁判书，表明再审程序启动的原因。若抗诉因当事人申诉而起，再由申诉人宣读申诉书，被申诉人进行答辨，由此展开法庭调查。
　　在法庭调查阶级，由双方当事人围绕原审裁判是否正确互相质证，为查明事实，检察院可以出示证据，由当事人进行质证，必要时检察机关根据当事人要求可以对其证据的来源情况予以说明。但检察机关无权询问当事人，也不得参与法庭辩论。对庭外调解工作，人民法院可以根据需要，邀请其参加。在庭审中检察人员宣读抗诉词一类的对再审实体处理的意见，不应准许，其书面材料，可以在闭庭后提交法庭参考。
　　对于庭审过程是否存在违法事由，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书面意见，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对待，及时回复。
　　检察院未派员出席法庭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人民法院可以在其缺席的情况下直接审理，庭审开始时由合议庭人员代行宣读抗诉书。
　　（三）评议宣判阶段
　　案件审理后，合议庭应及时评议，原审裁判正确的，驳回抗诉，维持原审裁判。案件需要改判的，由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委会讨论。
　　再审裁判作出后，应依法及时公开宣判，送达当事人及检察院。
　　
　　(作者单位：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婚姻家庭法关涉夫妻之间，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在给予人们更多“意思自治”自由选择的同时，其具有强烈的身份法色彩，是典型的私法。具体而言，其特殊性就在于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矛盾兼容一体，是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存在和发展需求之间的一种不可调和而又必须调和的产物。
　　当今社会人类的物质条件与精神世界极大丰富，促使其不断为争取“权利”而斗争，大到整个社会小到每个家庭，特别是作为社会组成细胞、承担着经济与人口繁衍职能的后者，对夫妻间的权利义务提出了更急迫的要求，突出体现在夫妻人身关系方面，内容包括夫妻姓名权、夫妻人身自由权、婚姻住所决定权、生育权、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等问题。
　　随着个性思潮波及人们的思想领域，夫妻人身关系中的姓名权问题引发了较多热议。即是否传统私法领域的婚姻家庭法在当今公权干预较多的情况下，其法律属性正在逐渐被侵蚀，发生了向公法演变的趋势。对于此，正在引发人们对婚姻家庭法的法律属性更深层次的思考。然而从本质上探究，婚姻法是源于民法的，并且因其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而具独立性，也就是说在民法之外，对婚姻家庭关系发挥其独特的调整作用，其私法属性是确定无疑的。回到夫妻姓名权问题上，我国《婚姻法》第十四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以上规定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婚姻家庭领域所倡导的“男女平等”的基本立法指导思想，也是对私法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的贯彻执行。通过给与夫妻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决家庭问题的更大空间，以达到家庭和谐则社会和谐的目的。
　　正如卢梭曾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必然伴随着限制，这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命题。从来没有无限制的自由。在任何历史阶段，自由都是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只是其表现形式和效力范围不同罢了。所以，私法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也绝不是无边际的自由。就如反映在夫妻姓名权上的限制一样，由于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庭的各项功能和家庭文化传统受到很大冲击，所以为了保障优秀文化的延续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有让公法介入的必要。例如我国的《户口登记条例》和《姓名登记条例（初稿）》规定，内容主要是为表明子女与父母双方的家族和血缘关系而限制姓名权的范围、限制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申请办理名字变更登记的，以一次为限或者规定姓名中不得含有自造字、损害国家或者民族尊严和容易引起公众不良反应或者误解的字等。由此可见，只在私法无法兼顾公益时，公法才发挥其保障规范作用。当然，公法若无完善的规范机制、价值指导，必定会侵犯个体利益，引发社会公众的不满，产生不和谐之声。如《姓名登记条例》中第十三条对姓名不得使用已简化的繁体字的规定，就已构成对公民姓名权的过度干涉。故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如何衡平两者关系，仍需进一步深究。
法律虽然有滞后性的缺点，但其生机在于能反映社会现实并及时制定规范进行调整。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作为私法的婚姻家庭法，其在功能指向上，力求“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但却与市民社会的利益法则不同，其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兼具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因此，婚姻家庭法在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的同时，坚守着自身固有的特质，即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
　　婚姻家庭法因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人类的两性关系和亲属血缘关系）而具有独立性，并在社会发展中越发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另外，由于其在功能指向上，力求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再加上公权力的广泛介入调整，时常引发人们对婚姻家庭法的本质属性的质疑；从根本上说，这是只注重客观存在，而忽略本质属性的表现。婚姻家庭法既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又坚守自身固有的法则。不能因为现代立法精神普遍指向社会本位，外加过多介入的行政干涉而认为婚姻家庭法的私法属性受到侵蚀，从而演变为公法。这里我们更应该冷静分析、看待公权力的干预，看到婚姻家庭法下最本质、牢固的私法根基。

北安市人民法院 乔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