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安庆市卫生执法机构喝彩

韩怀忠　

　 以往，人们用“百度”或“谷歌”搜索 “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时，得到的数以百计的信息中，多是该中心自行发布的广告，或者是该中心在一些平面媒体上发表的以“一招鲜吃遍天，打造碎石品牌”、“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等为题的带有明显广告色彩的文章。令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的经营者想不到的是，最近再用这些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搜索，除了上述广告外，还多了诸如“安庆最复杂的非法行医案被申请强制执行”等与该中心有关的负面新闻，这些新闻比其发布的枯燥的广告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

　 据了解，2006年4月，安徽省安庆市卫生执法机构接到群众举报，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在安庆一家医院承包科室，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非法开展体外震波碎石诊疗活动。卫生执法人员经现场调查取证发现，这家医院与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于2003年11月签订了为期5年的所谓“医疗技术合作协议书”。双方协定，由医院提供场地用房，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提供设备和人员。在合作期间，以“安庆市某医院碎石中心”的名义，对外开展体外碎石治疗业务。该“碎石中心”在其具体的运行中，由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每年向医院交纳3万元管理费，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济往来不经过医院的账户和财务，该“碎石中心”工作人员的工资由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发放，属独立自主经营形式，另卫生执法人员还发现3本专用发票证实为该中心单独收费。

　 据此，安庆市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以该医院的名义从事诊疗活动，其行为已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规定。2006年6月9日安庆市卫生行政部门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决定对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的非法诊疗行为予以没收非法所得120400元、没收违法经营的工具电磁波体外碎石机一套、罚款7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

　 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不服市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遂向安庆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06年9月25日，安庆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市卫生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2006年11月，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以“市卫生行政部门在行政处罚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向安庆市大观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大观区法院依法受理并开庭审理后，作出了维持安庆市卫生局2006年6月9日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判决。一审判决后，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依然坚持己见，不服一审法院的判决，又向安庆市中级法院上诉，诉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要求撤消一审法院的行政判决和市卫生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安庆中院在对该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后，于2007年6月14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然而，在法院终审判决生效后，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仍不完全履行法院的终审判决。为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7月24日，安庆市卫生局依法向法院审请强制执行，在法院终审判决生效后，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一直未履行法院的终审判决。为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安庆市卫生局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日前，此案已全部执行到位，此案，卫生执法机构大获全胜！

　 我们为安庆市卫生执法机构喝彩，因为这是安庆市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中，时间跨度最长，案件诉讼程序经历最多，涉案价值最大，且仍然维持原处罚决定的一起典型案例。

　 我们为安庆市卫生执法机构喝彩，因为这起案例经历了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上诉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卫生行政处罚几乎所有的法定程序，卫生行政部门仍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为安庆市卫生执法机构喝彩，因为通过这一案例，锻炼了卫生执法队伍，培养了依法行政的素养，大长了卫生行政执法的士气，灭了非法行医者的气焰，正如办案人员所体会的那样——打非，靠的是法律。

　 据了解，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挂靠的是牡丹江水泥集团职工医院，其执业地点是牡丹江市温春镇。就是这家企业医院，在其广告中对外号称是国内开展体外震波碎石较早的医院，也是国内拥有碎石机最多的医院，并且还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国内100多个大中城市设有分诊的医院，通过上述广告可以看出，这是一家靠租赁或承包一些医院的相关科室而生存的机构。我们在为安庆市卫生执法机构喝彩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号称在国内100多个大中城市设有分诊部，这些设有分诊的地方是否存在与安庆市一样的非法行医的行为，那里的卫生执法机构是否尽到了监管的职责？我们还要问：牡丹江市医疗碎石中心所在地的卫生执法机构对其广泛发布广告并在全国范围内租赁承包科室的行为是否负有失察的责任？

　 目前，在不少地方，野医、游医屡禁不止，医疗服务市场的混乱状况尚未根本好转，更为严重的是有相当数量的公立医院，在“红帽子下面开黑店”，对外出租、承包科室，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超范围执业等，对广大患者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各级卫生执法机构要以安庆市卫生执法机构为榜样，切实把非法开展性病诊疗、非法医疗广告、公立医院对外出租承包科室等作为打击非法行医的重点，充分认识打击非法行医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强化责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大工作力度，继续发挥多部门联动机制，深入开展打击非法行医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卫生执法机构赢得人们的喝彩。


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标准的新实践

王胜宇


　　（一）中国20世纪90年代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
　　回顾中国2000年以前所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我们可以看到，1986年4月以前，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还没有国民待遇标准的规定，但其中规定有其他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惠国待遇标准等。1986年5月，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首次采用了国民待遇标准 “缔约一方应尽量根据其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与其给予本国国民或公司以相同的待遇”。1982年以后的几年中，与中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的
　　国家有80多个，但其中仅有不到十个协定规定了外资国民待遇标准。中国与英国双边投资条约（1986年）、中国与斯洛文尼亚协定（1993年）等协定中规定了国民待遇标准，但相关的条款数目很少，且其中内容也很抽象。1988年，中日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了国民待遇标准并且还规定 “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法规，为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在实际需要时，可以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实行差别待遇。” 1992年中韩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就其有关投资、收益及与投资有关的商业活动方面，应保证能够获得不低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此外，未对国民待遇的给予附加任何限制。这种实践在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下，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就在中韩双边投资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这应该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从市场经济战略的高度提出给予外资国民待遇。1996年，中国与沙特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了公平、公正待遇与国民待遇，并且规定可以选择适用两者中更优惠的原则。从以上双边投资条约实践中可看出，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标准的发展是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步前进的。
　　（二）21世纪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
2　　1世纪初期，中国加了世贸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将在更广的范围内开放本国市场，同时中国政府还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能够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大致相符。2006年11月21日，中国与印度在新德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了投资待遇 “缔约各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和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2007年9月7日，中国与韩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协定中第三条规定“在扩张、运营、管理、维持、使用、享有、销售和其他对于投资的处理方面，每一个缔约方需在其领土内提供给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不低于在相似条件下其提供给本国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的待遇，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的投资应始终享受公平与公正的待遇”。本条中第一款规定了公平与公正待遇，第四款还同时规定了最惠国待遇。以上两个双边投资协定都没有对国民待遇做出例外规定。
　　另外，中国也与芬兰、西班牙分别缔结了双边投资条约，协定中关于国民待遇标准的规定与上面中韩双边投资协定的规定类似。2005年，中国与葡萄牙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一方应给予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中葡议定书中同时还规定了 “中葡协定中的第三条第二款所指‘活动’尤其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购买原材料或辅料、能源或燃料、生产设备或操作工具的不平等待遇及其他具有类似效果的措施。因公共安全和秩序、公众健康或道德而采取的措施不应视为第三条中的‘待遇低于’。”
　　从以上的条约内容中可以看出：我国一般将国民待遇规定为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不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在这些双边投资条约中不仅规定了国民待遇，还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及公平公正待遇；双边投资条约中仅仅规定了准入后国民待遇标准，而没有规定准入前国民待遇标准；国民待遇标准的范围相比以往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标准规定有所扩大，从中葡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标准的规定可以看出：投资活动“尤其包括但不限于”这一措辞，扩大了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这是发达国家在其双边投资条约中经常使用的；规定国民待遇标准的同时，大多数双边投资条约对公共利益都做出了例外规定：国家因公共安全和秩序、公众健康或道德标准可对外国投资采取差别待遇。中国今后缔结双边投资条约还将继续以往的谨慎态度，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入国内及流向国外的投资都有显著增长，其中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更加迅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要考虑的也许就不止是外资在中国的国民待遇问题，还包括在外国的中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利益。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的范围将会是逐渐扩大的趋势，但在一段时间内还没有可能扩大到给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但无论是给予外资怎样的国民待遇标准，都应该要基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道德标准而做出例外规定。
　　结 语
　　从21世纪中国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的整体观察可以看出，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有逐渐放宽的趋势，但中国政府的缔约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在给予外资逐渐放宽标准的国民待遇的同时，又注重本国现实国情而做出许多保留。如今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的各项制度、机制都还有待完善。在这一阶段中，采取对在准入阶段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的缔约模式还不是时候。现在，中国正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谈判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笔者认为，中国不管在多大的压力或是诱惑之下，都应该在清醒认识本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选择签订符合本国长远利益的双边投资协定，而不能贸然接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保护标准的投资条款。我们看到，美国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 ”原则，即宁愿不签，也不勉强接受不符合本国提倡的高保护标准的协定。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学习美国精明的谈判、缔约技巧。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处于 “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所以应该谦虚点，多多借鉴别国有益的经验。
　　最后，笔者认为，在投资自由化的浪潮下，在将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采取有限的国民待遇标准模式与他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仍然是中国最佳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并促进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