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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九龙江北溪引水工程管理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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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九龙江北溪引水工程是我省一项重点水利工程。为了管好、用好工程，保证工程安全运行，充分发挥效益，更好地为龙海、厦门工农业生产、城乡人民生活以及厦门特区港口用水服务，特颁发本规定。
一、北溪引水工程管理单位所管护范围：包括北溪南、北港桥闸、船闸上下游五百米以内水域，桥闸两岸连接段公路堤和左、中、右干渠进水闸、分水闸、节制闸、泄洪闸、隧洞、暗涵、电源通讯设备、观测等工程设施，以及干渠两侧原划定的管护区，以立桩标志为界。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侵占和破坏。
二、在桥闸、船闸水域管护区内，严禁锚泊船只，停放竹木排。所有过闸船只、竹木排必须听从管理人员指挥，在离导航墙五十米以外停泊，顺序前进，不得抢行过闸。
三、各单位用水应服从管理单位的安排，由管理单位统一调度。事先要提出用水申请，并按规定缴纳水费。各工矿、企事业单位以及社、队如需在渠道上增设抽水站或阻、放水建筑物等，应经北溪引水工程管理单位批准，否则管理部门有权制止、拆除。
四、严禁在桥闸、渠道管护区内垦植、放牧、挖土、开沟、铲草皮、乱砍树木、建房、搭盖、埋设电杆、管道和堆放物资。不准在管护水域内任意修建丁坝、顺坝和其他阻水建筑物。
五、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桥闸、干渠管护区内爆破、炸鱼、毒鱼、电鱼和捕鱼；不准向渠道倾倒垃圾、废渣，排放有害废水、污水。没有处理好废、污水的单位应限期解决，以确保工程安全和水源质量。
六、工程管理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严格执行有关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阻挠水利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未经管理单位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桥闸工作区。非值班人员，不得擅自启闭机、电闸阀等设备。
七、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社、队群众都要爱护工程设施。对贯彻执行本规定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以表扬或奖励。对违反本规定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批评、警告、罚款、责令赔偿损失等处理，情节严重者，提交政法部门，依法惩处。


八、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各有关单位及枢纽工程所在社、队和溪区群众，都要认真遵守。



1982年2月5日
略论经济法的地位
--------从重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谈起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法研究生 山西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华栋 btbuzhd@163.com


【内容提要】 本文期望在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重构的基础上，对经济法的地位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以为探讨。

【关键词】 法律体系 法律部门划分 经济法的地位 重构

【正文】

在经济法地位问题的研究上，长期以来由于陷入传统部门划分理论的误区，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笔者期望对此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
法律体系，也称为部门法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内部和谐一致、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法律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现象，反映了法的统一性和系统性。
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在法律部门的划分上，既不是越细越好，也不是还是越粗越好，而应该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和原则的问题。
所谓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我国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是从前苏联引进的。前苏联曾经就法律体系问题进行过三次较大的讨论。通过第一次讨论，人们普遍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应当是调整对象，而不应当将调整方法作为辅助标准。第二次讨论的结果是，承认将调整方法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辅助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同时认为，在划分法律部门时仅依靠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这两个客观标准是不够的，还应考虑一些原则，这样才能使法律部门的划分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主要有：粗细恰当（应注意在粗细之间适当平衡，以利于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全部现行法）、多寡合适（要考虑有关法律、法规的多寡）、主题定类（考虑以主题或主导精神来定其部类归属）、逻辑与实用兼顾（划分法律部门，既要有一定的逻辑根据，又不必过于拘泥，从实用出发，还应该考虑正在制定或即将制定的法律，把握法律的发展趋势）。

以上是我国法学界现在在法律部门划分问题上的一些公认的观点，我的问题是这些理论是绝对科学和正确的吗？在经济法地位，即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认识上，是否这些理论存在某些局限性？那应该如何认识呢？笔者试图就此谈一些初浅的看法。

二、调整方法或调整手段是否是划分法律部门的一个必需标准？
所谓法的调整方法，是指法据以对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引导、纠正的方法或途径。按照法律调整方法的性质，可以将其划分为民事、行政、刑事、司法和准司法程序4种方法。按照法的制裁方式或法律后果的形式，则可以将其分为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刑事制裁、褒奖、专业即社会性制裁5种。将方法和对象结合起来区分法律部门，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方法，“首先是它所特有的，因为它同所有其他法律部门的调整方法有重大区别，其次又是万能的，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调整构成此一法律部门对象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个问题：法律调整的方法只有极为有限的几种，而社会关系和所对应的法律规范是极为繁多和庞杂的，面对这么多的法律规范，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分类呢？这一理论在经济法地位的认识上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必须予以彻底的改造。
毫无疑问，区分法的调整对象，对于合理区分法律部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现今的立法实践表明，国家或立法者顺应某种客观必然性或出于某种主观目的，而将传统行政法、民法、刑法乃至程序法的规范和手段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某一社会活动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统一调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和不可逆转的现象。
还有一个问题是，法律调整的方法或手段究竟包括哪些呢？
总之，将调整方法或调整手段作为一个标准本身就存在着很多问题。

笔者认为，在法律部门的划分中，坚持将调整对象作为一个标准是必要的。但调整方法或调整手段不应该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在进行法律部门的划分时，应该更关注实践的需要，而不是一味拘泥于理论。服务于实践是理论研究的最终价值体现。法的部门划分应当最大程度地回归社会经济和立法的实践。理论只有不脱离实践并有效地服务于实践才会更有生命力。

三、据此认识经济法的地位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是经济法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指的是经济法在法的体系中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以及它在法的体系中的重要性的问题。经过了近二十年的争论，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经济法已被普遍认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占据其一席之地。
经济法不但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法的部门。法律部门的划分应当根据调整对象来划分。一个国家之所以有许许多多的法律部门，是因为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即社会关系）的不同，可以将一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划分为若干类，每一类就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因此，每个独立的法的部门都必定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为了对这些特定的对象加以调整，就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或者方式来进行。如果没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而没有特定的调整手段，不一定改变某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的地位。因此，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应当是调整对象，而不是调整手段或方法。　
经济法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关键是看经济法是否具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并且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以及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三类。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可以具体界定为四类：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市场运行关系；组织内部经济关系；涉外经济关系。 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分为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管理关系、宏观调控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四类。不管人们对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存在怎样的差异，或者在表述上有怎样的不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经济法具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它调整的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有一定范围的，而不是一切经济关系，即不象有的人所想象的经济法就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不只是经济法，实际上基本所有的法都从一定程度上调整经济关系。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其中就包括经济关系；行政法、刑法等实体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
笔者认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限定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的过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是比较科学的。也即杨紫煊的“协调论”。通过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管理关系、宏观调控关系以及社会保障关系。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必须建立活跃的市场主体体系，而在市场主体体系中，企业是最主要的主体。国家为了协调本国经济运行，必须对企业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企业内部机构的设置与职权、企业的财务会计管理等，绝不能管得过多，过死，但又不能撒手不管，而应该进行必要的干预。这个过程形成的经济关系简称为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必须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这就要求实行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条块分割、封锁和垄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市场本身是无法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通过政府进行干预，加强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简称为市场管理关系。所谓宏观调控关系，指的是在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一个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保证重大结构和布局的调整，就必须对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从而防止或者消除经济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更好的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成员在遇到风险后能够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货架还必须通过强制手段进行干预，建立强制实施、互济互助、社会化管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简称为社会保障关系。所有这四个方面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干预、调解或者管理关系，而是这几方面的综合利用。因而国家协调论能够更好的反映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本质特征。当然，在社会保障关系是否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这点上，学界并未达成共识。　
经济法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法的部门，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国民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杨紫?@教授在《经济法》一书中总结了经济法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它有利于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2、它有利于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3、有利于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4、能够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因此，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没有经济法，将无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制定了６０多件经济法相关法律。由于这些法律的制定，中国已经形成了经济法的基本框架。今后的主要任务：一是制定规范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方面的国有资产法；二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立法，制定外汇管理法等；三是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制定反垄断法、反倾销和反补贴法、保障措施法等；四是修订预算法、审计法、个人所得税法、土地管理法等；五是促进西部发展的西部开发法、财政转移支付法；六是应当总结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制定的有关税收方面的行政法规的实施情况，及时将成熟部分上升为法律，制定税收基本法。进而完善这一法律体系，使经济法在规范政府行为，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但是长期以来，理论界进入一个误区，即为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而去大量探讨经济方法、经济手段、经济法律责任，但是久无成果，根本无法建立所谓的经济手段等这些经济法的基本理论。这一根源在于，难以逃出传统部门划分理论的误区，将独立的调整方法的建立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建立的一个标志。比如，著名民法学家佟柔教授就强调：“谁要想建立一个经济法部门，就必须指出这些经济法规在调整对象上的同类性，或者提出我国现阶段已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它不同于以往人们所认识的任何一类经济关系并应找到这种经济关系中起作用的特殊规律，指出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原则和方法。”殊不知，这一理论依据本身就存在着不足。
如果我们能够大胆地逃出这一理论，批判性地重构，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我们可以大胆地宣布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而不必因为没有经济方法或经济手段而心虚，事实上也不存在什么经济方法或经济手段，法律的调整正在适应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而综合应用各种手段予以调整。


总而言之，在经济法地位的认识中，有必要对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予以必要的重构，这样会有一种“柳安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主要参考资料】
1、《经济法总论》，史际春、邓峰，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2、《法理学》，葛洪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3、《法理学》，孙国华、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4、《经济法》，潘静成、刘文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