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

严 莹


摘要：有关著作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相关法律没有做出明确规定，首先要解决其归责原则的问题。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归责原则主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争议较大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可以做适当的限制，以全面平衡各方利益。
关键词：著作权 精神损害赔偿 归责原则

The Doctrine of Liability Fixation i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ion for Copyright Violation
Abstract: There are not clear prescribe in our laws about spirit damage compensation for copyright violation. The first, we should resolve the doctrine of liability fixation. The doctrine of liability for faults is general applied i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ion for copyright violation, the no-fault liability should be limited properly in order to balance each behalf.
Key words: copyright; spirit damage compensation; doctrine of liability fixation



著作权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对著作权侵权行为能否造成精神损害，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本文在对著作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对确定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提出一点建议，以期促进对权利人精神权利的保护。

一、明确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迫在眉睫
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或特定财产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时，要求侵害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对其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始于古罗马法时期，在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得以完善，现已形成一种世界通行的民事权利救济制度。它一方面可以使受害人得到心理上的抚慰，消除或抵消因侵权遭受的精神痛苦，弥补其受到的精神利益损失；另一方面，通过对加害人课以一定的物质形式和非物质形式的负担，达到惩罚加害人和教育社会公众的目的。
对侵犯著作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指侵犯著作权中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我国《民法通则》和《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规定著作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著作权法》第46条规定的侵犯著作人身权的民事责任中，虽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内容，但此处的“赔偿损失”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尚不明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民法通则》中找到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此条可以推定，当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受到侵害时，侵害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民法通则》第120条确立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此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此条列举式的规定使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甚为狭窄，排除了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没有提及知识产权精神损害赔偿，更别说著作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了。
其实，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侵犯著作人身权的问题，有的已经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对权利人进行保护。如在吴冠中诉被告上海朵云轩、香港永城古玩拍卖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两被告联合在香港拍卖出售了一幅假冒其署名的画，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函中表示：“……赔偿损失的范围和数额，应根据原告因侵权行为受到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的全部实际损失，以及本案的综合情况予以确定。”[1](P159)最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令各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73000元人民币。[2](P14)这是一起典型的著作权侵权中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像这样的典型案例在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21世纪，的确不胜枚举。然而我们的立法却明显滞后于现实，著作权侵权的相关规定在《著作权法》中有所列举，但是有关侵犯著作人身权能否提起、如何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我们的法律都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解释。因此，笔者认为应尽快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但是这涉及到许多理论与技术上的问题，因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引用于著作权中势必会产生公众利益与私人权利的冲突，这种冲突如何解决也是我们不得不斟酌的难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有一个急待确定的问题，那就是确定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

二、著作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确定著作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
正确处理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掌握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归责原则是民事侵权行为法及其理论的重要核心,也是人民法院审判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基本准则。在著作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法律规定及理论不尽完备的情况下,准确地掌握和发挥其归责原则的功能,尤为重要。
民事侵权归责原则,是指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确定侵权人对自己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归责,是指以何种根据使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即是以侵权人的过错还是以损害结果或是以公平原则作为标准,使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不同于赔偿原则,前者解决以何根据承担责任,后者是责任确定后解决怎样进行赔偿问题。
根据我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基本理论,民事侵权基本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表现。问题的关键是上述归责原则是否适用于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纠纷案件, 此种侵权案件是否具有有别于其他侵权案件的独立的新的归责原则。当前在著作权审判实践中及在著作权法律理论研究中,对此没有明确的定论。这关系到我国民法、著作权法的严肃执行,著作权案件的正确处理, 并已成为审判实践中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著作权侵权的次侵权形式，但它也有自己的归责原则。众所周知，著作权具有民事权利最一般的特征，然而它较物权、债权等一般民事权利确有其特殊性。著作人身权也与民法中一般的人身权有所不同，如发表权是属于著作财产权与著作人身权交错领域里的权能，这些特殊性决定了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殊地位，因此归责原则也应有所不同。

三、过错责任原则及过错推定原则在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适用
（一）过错原则的适用
所谓过错责任，即根据加害行为人主管心理上的故意和过失之有无决定责任之成立。加害行为人有过错，其侵权行为构成侵权责任；加害行为人无过错，其侵权行为并不构成侵权责任。过错责任的作用在于使加害人之侵害行为有可归责性。[3](P169)
过错责任在民事责任中的采用，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结果，也是对人格尊重的结果。最初，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依据加害结果主义原则，即仅依加害人的行为，不论其是否有心理上的故意或过失，使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近代民法的三大理论支柱之一，就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仅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这一点，充分体现于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及其判例之中。而且，在德国民法典明确规定非财产损害赔偿后，其在非财产损害赔偿责任中，均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此意义上，过错责任原则显然可以称为责任构成最重要的依据。虽然在现代民法中，有过错推定责任，但其仍是依据行为人主观心理上的故意或过失判断责任的构成，只不过其提供证据的义务被转换于加害人而已。
过错责任在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侵权责任中主要适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决定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在此阶段，针对著作权一般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均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推定加害行为人是否有违背注意义务的心里状态，被判断的主体只应是加害行为人而非受害人。根据我国现行法的规定，精神损害的侵权行为有两类：一是不法过错侵害他人人格权益等造成精神损害的，二是以违背善良风俗方式加害他人的。这两类侵权行为如果成立侵权责任，必须有侵权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是故意或过失，均可作为这两类行为构成侵权责任的归责性要件。其二，限制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依据过失相抵原则，在受害人有过失时，可减轻或免除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此时，考察的是加害人的过失和受害人的过失并对两者进行比较。
过错责任原则要求把过错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而不是把过错作为确定赔偿范围的依据。如果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确定赔偿范围的依据,就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完全得到补偿或者使受害人得到不当收入,而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正是由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这种地位和作用,才使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具有补偿受害人损失,惩罚侵权行为人违法行为这种双重性质。
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应当把握以下要点:
１、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是四个,即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这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２、在一般情况下,应当把过错作为侵权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根据,而不是作为确定赔偿范围的根据。刑法中的罪过程度可能决定量刑的高低;民法中的过错程度一般不作为确定赔偿责任的根据。只有在某些过失案件中,区分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才对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具有意义。
３、当过错出现在几个当事人之间时,侵权行为人一般只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具有共同过错的共同侵权行为人对外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内则按各自的过错按比例分担责任。如著作权人对造成的损害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侵权行为人无过错的(此种案例几乎没有),行为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混合过错中双方当事人各有过错,侵权人只对自己的过错负责,对因受害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案例也极少)。
４、举证责任由受害人负担。例如,甲侵犯乙的著作人身权，造成乙的精神利益受到损害，使乙不能完全支配自己对作品的身份利益, 乙作为受害人, 应在提起诉讼时, 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依职权原则调查证据。在受害人举不出证据或证据不足,人民法院又采集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受害人主张的事实时,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应当注意在一定条件下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 不能将应由侵权行为人负担的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由受害人承担, 从而导致错误的裁判。
5、构成侵害著作人身权的过错，既可以由故意构成，也可以由过失构成。当判断侵害著作人身权的过失时，应当先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是何种注意义务。对于出版单位的编辑、出版、发行人员，应承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以其客观轻过失，为过失的标准。对于一般主体，应当承担与处理自己的事务为同一注意，对其主观轻过失，应承担民事责任。对于重大过失，则应承担侵权责任。在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的，不承担侵权责任。[4](P916)
（二）过错推定制度在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适用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又称过失推定责任原则,“是指若原告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害是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5]（P570）在侵权行为法理论上,有学者认为该原则是独立于过错责任原则之外的一种归责原则。但通说是将其归入在过错责任原则中,因此笔者采用通说,将其纳入在过错责任原则下论述。该原则的实质就是,在诉讼当中,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和三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加害人不能证明对于该损害的发生自己没有过错,那么则推定加害人对于损害行为的发生具有过错,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该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的根本区别,在于举证责任在倒置:即在过错责任原则下,由受害人证明加害人的过错,“谁主张,谁举证”;而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下,则由加害人证明自己无过错。“举证责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证据责任的倒置,实际上是就某种事实负有证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责任的倒置,是证明责任在当事人间如何分配的问题”。[6]
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意义,在于使受害人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切实地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加重侵权人的责任,有效地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市场经济良好秩序的形成。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从损害事实中推定侵权行为人有过错,就使受害人免除了举证责任而处于有利的地位,而侵权行为人则因担负举证责任而加重了责任,因而更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在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１、著作人身权侵权损害事实已经表明了行为人违反了著作权等有关法律对其特殊的注意要求或者是对一般人的注意要求,因而无须再加以证明。在著作权领域中,法律、法规等都对相关从业者就有关著作权的行为进行了具体规范,这些规范可认为是对不特定著作权义务主体应负注意义务的要求;
２、要认真考虑实施侵权行为时的环境与相关的因素,考察行为人具有过错的可能性;
３、要认真听取、分析侵权人的答辩理由,因为他的答辩属于举证的范围,要切实地考察答辩所依据的事实。

四、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中的法律限制
无过错责任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归责原则,它是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情况下的一种严格责任。即以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由无过错的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事立法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律化、条文化,也为人民法院审判侵权纠纷案时提供了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准绳。
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并不是行为人均无过错，在有些情况下,也可从损害事实中推定其主观故意或者过失。法律确认无过错责任原则,一是规定其过错不用证明,二是规定即使无过错也要承担赔偿责任。无过错责任的构成,无须主观过错这个要件。正因如此,法律对适用该原则规定了严格的条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举证责任同样由侵权行为人承担,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行为人所要证明的并不是自己无过错,而是受害人的故意是致害的原因,这也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与过错推定原则的一个重要区别。侵权行为人如能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引起的,则不负赔偿责任。
民事立法与民法学研究展望

人民法院报

　　随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日渐成熟、实践日益丰富，以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确定，未来几年，在民事立法和民法学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将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关于民法典的体系
　　实现民法的法典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为无数的学者呼吁和企盼，是新中国几代民法学者的愿望。目前，民法典的制定工作被正式列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日程。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不会采用一步到位的方式，而是准备先制定单行的民事法律规范，然后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修改、补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法典的编纂。以此为背景，民法典的体系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一个合理的体系框架内，才能制定出一部科学的民法典，这就需要研究：
　　第一，民法典的立法体例问题。民法典是采取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大陆法系各个国家和地区做法不一。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采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将民事生活和整个市场所适用的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集中规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市场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民事特别法，以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与商法的融合。从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来看，采取民商合一立法体例，最典型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这部立法既对民事合同进行法律调整，又对商事合同进行法律调整，较好地解决了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实现问题。未来民法典的制定应坚持这一做法。
　　第二，侵权行为法是否需要从债法中分离的问题。侵权行为法归属于债法并非天经地义，因特定的文化及法律因素作用所导致的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模式，更具其合理性。传统债法体系的内在缺陷、侵权责任形式的多样性以及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特殊性，是侵权行为法独立于债法的有力依据。
　　第三，知识产权法是否应当包含在民法典中。毫无疑问，知识产权法属于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将知识产权法规定在民法典中。知识产权法一方面与行政管理联系密切，另一方面技术性的规定较多，而且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还要面临着如何与Trips等世贸规则接轨的问题。为保持民法典作为调整民事关系基本法所应有的稳定性，最好将知识产权法作为单行法加以规定。
　　第四，民事证据法可否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民事证据法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最好的办法是制定单行法。如果不能单独立法，则可以考虑放在民事实体法中，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因为民事证据法从性质上说是程序法与实体法结合的产物，但放在民事程序法中，一方面在技术上有困难，另一方面寄希望于修改民事诉讼法以加入证据法的内容，尚不现实。借助民法典的制定，可以保证证据法尽快出台。
　　加入世贸组织（WTO）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然选择和必然结果，它将会给我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学研究带来机遇，提出挑战。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诞生前后形成的、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员必须接受的一揽子经贸协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与竞争的“游戏规则”，并且成为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系的核心部分。我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对现有的民事立法中一些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规定予以修改、废除和补充。同时，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民事关系更为活跃的前景，我们必须加快民法典制定的步伐，尽快确立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规则，以便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并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
　　人格权的研究将日渐受到学界的关注
　　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基本权利，人格权存在的基本价值是实现和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民法的人格权制度通过对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的保护，确认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赋予个人享有一种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的武器。其中隐私权的保护，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讨论价值。在信息社会里，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涉及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某些改变，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及信息网络管制方面，均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而对于隐私权与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关系，也将成为讨论的重点，其讨论意义将超出民法的范围。
　　债和合同法的研究将面临新的问题
　　由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在具体步骤上采取了“分步走”的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制定和颁行，就成为了民法典制定的先声和预演。以此为契机，合同法乃至债权法的研究都将进一步深化、拓展。
　　首先是合同法总则中的一些新制度，如缔约上过失责任制度、合同履行的抗辩权制度、合同债权人的代位权、撤销权制度、责任的竞合制度等，有待于深入研究。
　　其次，要注意电子商务问题。电子商务的出现，推动了交易方式的更新，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交易的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虽然对电子商务问题有所涉及，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严重妨碍了网络交易的发展。比如电子商务安全性问题、网络服务商（ISP）在电子商务中的责任问题等，合同法如何作出回应，将成为合同法研究的一大课题。
　　第三，随着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典型交易法律调整的研究，即合同法分则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人们将逐渐认识到合同法的分则在合同法的研究中具有独立的意义。因为合同法的分则，不仅要实现合同法总则所确立的，调整合同关系的一般原则、一般规范的具体化，还要结合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典型交易的自身特点，作出不同于合同法总则的种种特别规定。从而使得合同法的分则成为了合同法总则的特别规则，要进行独立的讨论和研究。
网络时代的侵权行为法问题
　　计算机网络将向侵权行为法提出新的课题。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网上侵权日益增多，且侵犯的民事权利涉及诸多类型。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不仅造成了侵权事实认定的困难，有时甚至很难认定侵权主体和权利主体，另外，网络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侵权后果难以确定。因此，对网上侵权的赔偿数额的确定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物权法的研究重点
　　债权法主要以调整财产流转关系为使命，对于财产归属和利用的民法调整，则主要是物权法所承担的使命。物权法的研究重点包括：
　　第一，物权法首先需要确定物权的体系。物权法的核心问题是解决物权的确认和保护问题，以贯彻物权法定原则。通过物权法的制定，应对各类物权进行整理，并将迫切需要物权法保护的权利，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确定为物权。还要解决如何用传统的物权法原理来表述、建构我国的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及其行使制度。
　　第二，建立和完善物权的公示、公信制度。公示、公信制度对于维护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安全至关重要。在公示制度中，重点要着眼于如何完善不动产物权和一部分动产物权的登记制度，要改变登记机关不统一、登记过程中漏洞较多等缺陷，使登记制度能够为交易的当事人提供真实充分的信息。
　　第三，要确立一整套解决物权冲突的规则。物权的重心是不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主要是土地上的物权，因土地在法律上被区分为若干部分，每个部分可成为权利的客体，故土地上的物权并非单一的物权类型，而是一组物权，是存在于土地上的物权群，连同租赁权等形成权利群。它们是物权法规制的重心，我国物权立法应配置这组权利群，协调好权利之间的效力冲突。
　　第四，仍然需要讨论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及其相关问题。核心是我国应否采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更新
　　以往我国民法学的研究以制度研究为主，欠缺对于民法的多角度考察和审视。具体表现在对于相邻学科，如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缺乏了解，更少有借鉴。未来应注重对于民法多角度的考察。
　　其次，以往对于民法方法论的讨论，仍显薄弱。讨论的重心仍集中在民法的解释方法上，对于民法的基本分析方法尚未作深入研究。未来对于民法方法论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民法解释学的有关问题，更要对研究民法的基本分析方法进行深入、广泛的考察。
　　再次，民法学具有自身的学科特点，如想避免重复劳动并更为深入地进行比较法的考察，必须以扎实的资料梳理为前提。但不无遗憾的是，在介绍域外资料和整理我国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仍有很大的不足。未来对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要自觉地动员学界的力量，翻译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域外民法著述。
　　最后，要更加自觉地进行案例研究。进行案例研究，将传统的民法理论与实际发生的案例相结合，既有助于发掘我们的本土资源，也有助于检验民法制度的有效性，还能够为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交流和沟通开辟渠道，共同推动民法学的发展。域外的经验多次证明，高水平的案例研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法能够在世界民法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的基本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