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准则
云南省昆明市城市管理局
昆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准则
关于公布施行《昆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准则》的通告
《昆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准则》已报经昆明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并经市政府法制办审查登记，现予公布，自2009年3月21日起施行。
昆明市城市管理局
二○○九年二月十九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提升城市景观品位，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确保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与城市环境相协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昆明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昆明市主城规划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准则。
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设计、安装和管理，应当符合本准则的规定，使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范有序和安全牢固。
第三条 本准则所称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是指以发布户外广告为目的，利用建（构）筑物、空间、交通工具或者在其他公共设施上设置牌栏、电子显示牌（屏）、灯箱、橱窗、霓虹灯、水上漂浮物、升空器具、充气物、模型、投影等，以及以其他形式在户外设施上设置、绘制、悬挂、粘贴广告的行为。
第四条 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应当符合《昆明市城市总体规划》、《昆明市主城规划区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以及各县（市）区城市（县城）、乡镇规划的要求：
（一）各县（市）区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符合地区功能要求、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原则，组织编制辖区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详细规划，报市城市管理部门会同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组织实施。无户外广告设置详细规划的，不得进行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
（二）户外广告设置详细规划应当做到位置适当，比例协调，外形、风格、尺度与周围环境、建筑和谐统一，兼顾白天美化和夜间亮化的视觉效果；
（三）在公路建筑红线控制区内设置非交通标志广告的，应当符合公路管理法律、法规要求，并经过公路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第五条 在下列范围内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一）城市道路路灯杆或者建筑出入口、台阶、道路；
（二）在下列交通安全设施上设置：
⒈交通信号设施；
⒉交通执勤岗设施；
3.高架道路、高架轨道交通护栏；
4.龙门架、收费站、防撞墙。
（三）在下列影响交通安全、市政公共设施、交通标志和城市报警监控设施及其辅助照明、传输设施使用的范围内设置：
1.地下管线，高压电力架空线安全保护范围内；
2.下穿道路（隧道）、公路口高架道路引桥和轨道交通等及人、车流出入口30米范围内；
3.城市道路、公路交叉口50米道路范围内；
4.公路弯道内侧及其他影响行车视线的路段两侧；
5.阻碍城市报警监控设施视线和照明、传输设施使用的范围；
（四）在下列地带设置：
⒈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建筑控制地带；
⒉县级以上国家机关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建筑控制地带，重要近现代建筑，纪念性建筑，标志性建筑及其控制地带，风景名胜区及其建筑控制地带；
⒊大中专院校及中小学校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建筑控制地带。
（五）人民政府规定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其他区域。
第六条 在下列情形下，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一）禁止以妨碍生产或者人民生活，损害市容、市貌或者建筑形象的形式设置：
⒈跨越道路设置；
⒉在透空围墙上设置且影响其透空功能；
⒊在建筑外墙设置广告遮挡窗口；
⒋在有居住功能的建筑纵、横向窗间墙设置，影响居住人合法权益或者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⒌在人、车流大的公共建筑（场地）出入口两侧20米范围内，防灾疏散用地范围内设置；
⒍利用危（违）房、可能危及建筑物和设施安全，遮挡坡屋面建筑顶部设置；
⒎其他妨碍生产或者人民生活，损害市容市貌或者建筑形象设置的情形。
（二） 禁止以利用绿化树或者损毁绿地设置：
⒈依附绿化树或者影响绿化植物正常生长设置；
⒉遮挡绿化景观设置；
⒊其他利用绿化树或者毁损绿化设施设置的情形。
第七条 在下列范围内严格限制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
（一）人行道宽度小于3米的城市道路；
（二）人行天桥、立交桥、高架桥；
（三）城市公园绿地、道路广场绿地以及河道保护范围；
（四）跨江（河）大桥、城市立交桥及引桥；
（五）法律法规、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详细规划规定严格限制的区域。
第八条 在建筑物外立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外立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结合建筑物功能要求，在规划设计中预留户外广告位置，并与建筑物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二）不得横向或者纵向重叠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玻璃幕墙内外不得设置粘贴式广告（字体）和遮挡玻璃幕墙的广告；
（三）在建筑物外墙垂直设置户外广告实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户外广告设施底部离室外地面的净空高度不得小于3米；
2.户外广告设施的总高度不得大于9米，且不得超过屋顶檐口；
3.沿路建筑紧贴或者压占道路规划红线的，户外广告设施外挑距离不得大于0.9米；
4.沿路建筑退让道路规划红线的，在退让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内，外挑距离不得超过1.5米；沿路建筑退让道路规划红线距离不足1.5米的，户外广告设施外挑距离不得超过1.2米。
（四）在建筑物外墙平行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户外广告设施的高度不得大于9米，且不得超过屋顶檐口，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建筑物小于等于3层(总高度小于等于10米)的，户外广告设施的高度不得超过3米；
（2）建筑物大于3层小于等于8层(总高度大于10米小于等于24米)的，户外广告设施的高度不得超过6米；
（3）建筑物大于8层小于等于20层(总高度大于24米小于等于60米)的，户外广告设施的高度不得超过8米。
2.户外广告设施突出墙面的距离不得超过0.5米，其突出墙面的部分不得妨碍行人的安全；
3.贴附沿路实体围墙的广告设施，其突出墙面的距离不得大于0.2米，高度不得超出围墙高度，宽度不得大于围墙柱墩之间的实墙面。
（五）在建筑物顶部不得设置实体广告牌；禁止设置包裹建筑物顶部、破坏建筑天际线、影响建筑物特色的户外广告设施。建筑物高度小于50米的，可以在建筑物顶部设置通透式标识（字体）性广告并符合下列规定：
⒈不得妨碍相邻居住建筑的使用，其标识（字体）应当符合《昆明市店招店牌设置准则》的有关规定；
⒉标识（字体）底部构架的高度不得超过1米；
⒊标识（字体）应当与建筑物外墙面平行，不得超出建筑物屋顶层四周墙面。
（六）在有裙房的高层建筑上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⒈有裙房的高层建筑户外广告设施只能设置于裙房部分，面积不得超过其依附裙房部分立面正投影面积的20%；
⒉无裙房部分的高层建筑，户外广告设施只能设置于建筑下部公共功能部分，面积不得超过其依附的公共功能部分立面正投影面积的20%，同时应遵循《昆明市主城规划区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图则图表的规定；
⒊在一般城市商业区的商业建筑及娱乐类建筑，上述指标可分别提高至不得超过建筑立面面积的25%-30%及12%-15%，特殊位置商业区按照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详细规划确定。
第九条 在立交区域设置大型独立式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结合绿化布置。其中，规划占地3公顷以下（含3公顷）的不得设置。占地3公顷以上的不得超过1个独立式户外广告设施。
第十条 在道路空间内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 在人行道上设置实物造型的户外广告设施，人行道宽度不得小于8米，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的宽度不得超过人行道宽度的四分之一；
（二）设置小型独立式户外广告设施，商业街区人行道宽度不得小于5米，间距不得小于25米；其他城市道路人行道的间距不得小于60米，布局及数量应当遵循该街区的户外广告设置详细规划；
（三）设置人行道小型独立式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人行道宽度不得小于3米；
2.设施外缘垂直投影距人行道街沿石不得小于0.2米，且不得大于0.9米；
3.设施底部距人行道地面的净空高度不得小于3米；
4.设施如为柱式，距人行道街沿石不得小于0.4米，且不得大于0.9米，总高度不得大于2米；
5.设施设置不得占压盲道、无障碍坡道，不能影响道路正常使用。
（四）符合户外广告设置详细规划，经批准可以在道路中分带、侧分带内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板面的垂直投影不得超出街沿石，不得侵入车道；
2.柱脚的设置与树木、杆线等齐平，与各类设施（除人行道树）的距离不得小于3米；
3.户外广告设施相互间距，在人行道内的应当不小于60米，在中分带、侧分带内的应当不小于80米。
第十一条 设置施工工地围墙立牌式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广告设施顶部距地面高度不得超过5米；
（二）画面应当以透空字体、标识为主，提高设施安全性；
（三）应当有不少于50%的画面无偿用做公益广告宣传，其余用于宣传所建设的项目；
（四）广告设施面向道路方向的部分不得超出两侧现有建筑外墙的墙面；
（五）项目建设完成后，广告设施应当立即拆除。
第十二条 设置大型高立柱广告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主城规划区二环路以内、县城规划中心区不得设置；
（二）在二环路以外城市道路和公路两侧设置，其牌面尺寸、间距应当符合《昆明市主城规划区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户外广告设置详细规划和下列要求：
1.在高速公路设置，其最大画面尺为寸6米×18米，牌面垂直投影距高速公路安全护栏应当大于等于3米，单侧设置间距不小于2000米，并满足高速公路相关规范要求；
2.在二级以上公路（含二级公路）设置，其最大画面尺寸为5米×15米，在二级以下公路设置，其最大画面尺寸为3 米×9米；牌面垂直投影距公路排水沟大于等于1.5米；单侧设置间距不小于500米；
3.在城市道路设置，道路红线40米以上至50米的，最大画面尺寸为5米×15米，道路红线50米以上的，最大画面尺寸为6米×18米，总高度不得超过18米，画面垂直投影不得侵入机动车道，设施设置间距大于1500米。道路红线小于40米的不得设置立柱式户外广告设施。
第十三条 在公交站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并符合下列规定：
（一）应当结合站台候车设施同步设计，广告设施顶部应当设有遮阳（雨）板，其垂直投影不得超过前后站台街沿石；
（二）在站名牌上方应当采用LED（电子）显示屏发布公共信息，如公益宣传、公益广告、公交车发车、天气预报、时间等；
（三）候车亭（棚）的顶部不得设置。
第十四条 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设置公益性广告：
（一）城市主要窗口区域道路、城市门户节点及公共开敞空间的商业性广告位，应当无偿设置公益广告，每年不得少于60天；
（二）不得将经批准设置的公益性户外广告擅自更改为商业性广告；
（三）凡空置的广告设施应当无偿设置公益性广告。
第十五条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下列有关安全的要求：
（一）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建筑结构荷载规范、钢结构设计规范、建（构）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建（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民用建（构）筑电气设计规范、建（构）筑防火规范等国家相关规范；
（二）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由具有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按国家相关设计规范（标准）进行设计；户外广告设施施工，应当遵循相关法规的要求，办理设施施工手续；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由有资质的监测单位进行质量检测并出具质检报告，以确保户外广告设施按照设计、施工达到安全的要求；
（三）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者，应当按照要求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检测，定期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和维修，每季度不得少于一次；
（四）店招店牌应当设置在建筑墙体、檐口下方或者底层门楣的上方，且不得外露钢架等结构。同一建（构）筑物各单位的牌匾,应当在建（构）筑物的入口处统一规范设置。
第十六条 利用新技术、新材料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户外广告的设计、制作应当体现高品味、高品质。鼓励使用多元化、科技含量高的现代化的广告媒体，如灯箱、橱窗、霓虹灯、透空立体字、电子显示、光纤显示、翻版装置、光投射装置等新材料、新技术；
（二）其设置范围是集中的商业繁华区域和商业街道；
（三）主要采用繁荣、靓丽、恢宏、协调、时尚的的风格；
（四）店招店牌的设置采用霓虹灯、亚克力灯箱等自发光照明形式。原则上实行一店一牌,一单位一牌，其设置应当适应街区文化特点,与主体建筑风格和周边市容景观相协调。
第十七条 本准则于2009年3月21日起施行。
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张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苏州 ， 215021）
[摘 要]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仇和模式”讨论。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能迷信，因其是感性的东西，是极不可靠甚至极其危险的，必须通过理性的手段——法律——进行权力制约。惟有如此我们国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关键词] 人格魅力 权力制约 法治国家
一、问题的缘起
2月5日《南方周末》以重点篇幅报道了《宿迁改制风暴》[1]，讲述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随后有几位学者也各抒己见，参与讨论。情况当然是泾渭分明、各执一词。赞成者立场坚定的认为，仇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好父母官，这从其上任8年来的政绩和民心所向就可见一斑，他的治理经验和改革模式应被广泛推广；而反对者也旗帜鲜明的指出，仇和的所谓经验和模式，实质上是“专制”，是“人治”，是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不依法办事的典型，这与当前我国致力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背道而驰的，应当警惕并认真反思。所谓的“仇和现象”、“仇和模式”一时间成为当下学者们争相探讨的话题。笔者在此不揣浅陋也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想一吐为快，还望批评指正。
二、人格魅力——“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格魅力”，是笔者在有关“仇和现象”、“仇和模式”的报道中感触到的第一个“关键词”。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仇和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好父母官，他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极高。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着实为之欣慰。因为，在老百姓中口碑好、威望高的领导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多见，尤其在当前众多高官因贪污腐败不得民心而纷纷落马，甚至还有为数不少潜逃国外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位好“父母官”，当然为失望的老百姓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一针效果是好是坏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人格魅力，从语词解释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涵盖三层意思：其一，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其二，个人的道德品质；其三，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本文“人格魅力”中的“人格”取个人的道德品质之意；“魅力”是指很能吸引人的力量。[2] “人格魅力”在我国可以说已成为一面“精神旗帜”。孔子的“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富 贵 不 能
作者简介： 张伟（1980—），男，山西古交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03级硕士研究生。
淫，贫 贱 不 能 移，威 武 不 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文天祥的“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意气风发的千古绝唱，至今仍熠熠生辉。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成为“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解。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人格魅力”呢？笔者以为，“人格魅力”在我国成为一面“精神旗帜”与我国居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人性本善论”密切相关。儒家以“慈母”般的眼光看待人性,对人性持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孔子说人“性相近,习相远”,暗含了性善的因素;孟子进一步发展为性善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同时又强调只要经过一番修身养性,即可“化性起伪”,成为圣人。性善论经过宋代《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宣扬,几乎家喻户晓,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 “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神话。[3]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魅力”的确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积极的作用。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闻名，从帝王到文人都主张“贤人之治”、“以德服人”，十分重视执政者的品质对社会的影响，重视对官吏的治理，虽然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但也确实造福了黎民百姓，比起贪官酷吏自不必言了。人格魅力往往是与“清官”联系在一起的，谈及清官，我们很容易想到明镜高悬、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公可谓是中国“清官”的化身或代名词。中国人对清官有着浓厚的情结，可谓情有独钟，多少世纪以来,无论多少朝代更替,清官情结依然凝聚在人们心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的这句唱词成为相当多干部自律的格言。[4]朱?基总理就职时也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话,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可见,清官对中国人影响之深。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实际上是要求领导干部们做“现代意义”的清官。因为“清官”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封建制度的烙印和一定的“人治”色彩,它从一个方面映了封建社会下法制的软弱,这与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符合的。不过，“清官”的秉公执法和高尚品德是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也是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所必需的。这也是建国后我们也一直重视打击官吏腐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 [5]的重要原因。因为法总归是社会的法，甚至可以说是“人法”,即调整人的行为的法律,是需要“人”来执行的，而人的自身素质对法的执行与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善政行”等说的就是此意。从刘青山、张子善的建国第一大案，到最近正法的王怀忠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辨证的看待问题。从建国到现在我国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中，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极不可靠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理论中也认为，个人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行政职务不是一种稳固的职业,也没有按正常途径的升迁,全凭领袖个人意志的直接指定,其行政体制的特点是反复无常性。[6]所以，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并不理性，只靠人的内心自律而没有外在的刚性的制度、理性的法律加以约束，是极其危险的。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惨痛的教训就是明证。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然而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后来，邓小平同志总结得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无须饶舌，这里的“不好的制度”当然指的就是我们几千年不加警惕，建国后又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的，由“人格魅力”异化所导致的“个人崇拜”。令人欣慰的是党和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并着手“权力制约”的理论探讨和制度建设。
三、权力制约——“这是我们的选择”
“权力制约”可谓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谈常新话题。笔者在此并无意也无力纠缠于浩淼的理论海洋之中，只是想承接上文说明：靠所谓的人格魅力“统治”，是极不可靠，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都是感性而脆弱的，必须有理性和刚性的手段——法律——加以制约。这也就是权力制约。 谈到权力制约，就必须首先认识权力为何物。同样由于笔者“内功不足”，在此仅作简要介绍。
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始终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对权力现象的科学认识并非与之同步，且至今没有一个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据学者们总结，权力理论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韦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然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8]另一个是帕森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9]加尔布雷斯则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10]根据以上关于权力概念的各种解释，笔者感觉权力的特点应该是，为实现掌权者意志的行动的任意性，最起码是可能性，即前提是不加抵抗或限制时。然而，追根溯源，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就其本质而言，权力乃是一种公共意志，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力量。[11]人类的政治发展史表明，权力，作为一种充满魔力的社会客观现象，曾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利益，也给社会造成过深重的灾难，究其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是否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当今社会，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还存在差异，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的行使者仍处于相对分离的前提下，对权力进行制约依然成为政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亦是通向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在权力制约理论方面,西方先哲先行一步。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12]亚里士多德的分权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权力制约论。继亚氏之后古希腊政治家波利比阿认为在罗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各个权力互相制约、防止对方无限扩张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罗马兴盛的重要原因。他断言,如果国家由各种权力互相帮助,互相牵制,那么无论在什么危急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一种很坚固的团体,除了这种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13]近代资产阶级权力制约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并且明确地提出“用强力对付强力”的原则。孟德斯鸠在国家权力制约与分权理论方面比洛克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14]因此,保障自由的条件就是防止权力的滥用。他主张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种能够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们的自由。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论述和历史实践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2.国家权力制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人民是没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反观我国，对于国家权力,我们长期以来侧重于道德制约,苦口婆心地劝导掌权者要廉洁自律,克已奉公,或者宣扬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号召积极进行“权力道德”建设，却忽视加强法律和制度制约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以致出现了严重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就报道的“仇和现象”而言，我们也可以发现，宿迁的官员和老百姓不仅有怨言，还有过集体性的突发事件[15]：如报道中有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又如仇和从2001年始，将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对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导致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还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并宣称，“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等等都足以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备受争议的，其“人格魅力”和“绝对权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仇和自己也承认其改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可见，只靠人格魅力是行不通靠不住的，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解决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和有“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无奈之言，也有“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豪言壮语。这也体现出作为改革者的两难困境。改革的确困难，但是认为“改革可以冲击一切,改革具有特权,”而无视法律的权威则是无稽之谈。改革与法律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体现,如果不能把党的领导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依法治国就会名不副实。人们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一些人会很容易以此把改革当作尚方宝剑,目无法律,目空一切,这对建设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16]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17]“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18]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以法治理念的确立为先导的。西方国家法治化的历程就肇始于启蒙学派对法治思想的褒扬和推崇。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意识是当然十分重要，然而，笔者认为，在国家没有消亡，市民社会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树立和培养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则是尤为重要的。从上述报道的仇和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仇和为代表的“很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那样做”，“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我们看不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子，而只能隐约看到书记一个人的鼓动和号令，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19]不管是“个人英雄主义”也罢，“人格魅力”也罢，都突显出领导者们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仔细考察中西方的法治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治国之路。究其原因，文化传统的大异其趣可谓是“元凶”。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其关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论”。由此出发，在涉及治国方略时,性善论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没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只要加强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法律,即所谓“德主刑辅”。这样,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其次,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性善论支持权大于法。性善论过分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贤相”,从而放松了对掌权者的警惕,忽视了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建国后,我们对性善论的固有隐患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目地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祸”，这样惨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相反,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人性本恶论”文化。柏拉图由早年的典型人治论者转变为晚年法治论者,其重要原因可以说就是他认识到人的统治中混有“兽性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西方对人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法治思想,大概始于此。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具有罪恶本性,失德的人会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这是城邦幸福和谐生活的莫大祸害。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更加剧了对人性的不信任。性恶论为法治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努力健全法律制度,防止人性中的贪婪成分恶性膨胀。[20]
当前,我们要实现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屏弃传统的性善论,以理性的、冷峻的甚至苛刻的眼光来审视人性。不要再奢望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的“神话”，否则将始终被“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所笼罩而无法建成“法治国家”。所以应加大力度宣传人民主权精神,张扬制度优先理念,树立法律至上权威。唯有如此,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才能普遍提高,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 ，and 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key words: Personality glamour; Restriction of power; 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Abstract: Recently, Nanfang Daily reported the dispute personage --Chow He, Suqian of Jiangsu Province secretary of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carries on the reform and administrative course by the radical means.This caused a series of discuss about" Chow he Phenomenon"," Chow he Mode". The scholars express a good many opinions one after another, there are many people agree on it, while another opposite. As to this, the author think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unning the country ruling of law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 power morals" or" personality glamours" of leaders are indispensable, even very important, but we must not superstitious. Because it is a perceptual thing, it is not extremely reliable and even extremely dangerous, must pass the rational means --Law --Carry on power to restrict. Only by this way, can our country becomes the real one governed of law.